A、河洛文化上兴起的基督教堂 

　　洛阳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 

　　从九朝古都洛阳出发，沿着S85省道一路西行，就可以到达洛河中上游的洛宁县。 

　　洛宁古称崤地，是中国古代沟通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的官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北魏487年设崤县，唐618年改称永宁，1913年更名洛宁至今。1959年，毛主席曾点名接见表扬了敢说实话的洛宁基层民兵连长李成午。 

　　黄河是一条母亲河，洛河是一条文明河。洛宁是洛河出山入川之地，自古以来是人类繁衔生息之所，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 

　　仓颉造字台、洛书出处碑，彰昭洛宁的历史悠久，仰韶、龙头文化遗址，凸显洛宁的底蕴厚重。还有，乐津之源黄帝乐师伶伦取竹为管的“嶰溪谷”，大禹劈山导洛的龙头山、禹门河和大禹治水遇鹿之处夏鹿台，等等，这都应成为洛宁人文化自信的底气。 

　　现在的洛宁很安静。这里地处豫西山区，属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名气抵不过网上的小鲜肉，也很少为外界所关注。坦率地说，洛宁难以找到网上吸粉的理由。 

　　然而，2018年1月，这个人口只有50万的洛宁却在一夜之间出名了。出名是因为一件事：强拆毛主席雕像，同时被发现建有63座官方认可的教堂。 

　　我们很难想像，基督教是如何从西方老家出发，一路翻山越岭，风雨兼程，最后抵达这里，并在“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地安家并壮大。 

　　这就自然引出一个话题：基督教在中国如何发展？

　　B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基督教是对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统称，公元1世纪发源于罗马的巴勒斯坦省。基督教主要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三大教派和其他一些较小教派。 

　　罗素讲过一段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天主教有三个来源，他的圣教历史是犹太的；他的神学是希腊的；政府和教会法至少应该是罗马的”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基督教的传统。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但是，基督教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影响方面，都堪称世界第一大宗教。 

　　基督教本质上是侵略扩张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却一波三折。从唐代开始到现在，他和整个中华文明之间存在摩擦，甚至可以说是尖锐矛盾。 

　　635年，也就是唐贞观九年时，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曾传入中国，称“景教”。683年，唐高宗建立了波斯寺，实际上就是基督教。845年，基督教因朝廷下诏禁绝佛教而被波及，在中原地区中断传播。 

　　元代时，中国又传入天主教和聂斯脱利派，通称“也里可温教”或“十字教”。到14世纪30年代时，教徒已达3万人，后随着元朝的灭亡而告中断。 

　　1517年的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天主教在欧洲一教统天下的状况，有一个西班牙贵族罗耀拉建立了一个耶稣会。这个耶稣会就派人到全世界去传教。 

　　1582年，利玛窦开始在中国传教。利玛窦这个人在传教的过程上深谋远虑。他到中国广泛钻研学习中国的儒学，并且尊崇中国儒家里面所讲的尊孔祭祖和儒生。他当时和朝廷要员徐光启成为了好朋友。当时宫廷内外士大夫阶层就有超过500人入教。利玛窦还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 

　　1683年，耶稣会对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传教方式进行了严厉批评，挑起了一场争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礼仪之争”。从1635年开始到1775年共持续了140年，这个时间段中国皇帝在禁教。 

　　17世纪末叶俄罗斯正教传教士开始在黑龙江建堂立院，随之亦在北京设立教堂。1715年沙俄派出第一届驻北京传教士团。 

　　1807年，马礼逊到广州将新教首次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各派再次大量传入中国，并受到抵制，如天津教案、山东巨野教案、义和团运动等。 

        1919年五四运动后，天主教推行“中国化”措施，大量起用中国籍神职人员。新教各派亦于1922年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 

　　1922年，瑞士籍传教士勃沙特来到中国，主要在贵州镇远、黄平、遵义地区传教。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部队行进到贵州旧州（黄平）境内，偶然遇到勃沙特和他的妻子露茜。就这样，勃沙特无意中“闯入”了红军的长征，并和他们一起行走了6000英里的征程。在这560多天的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了红军长征的一些实际情况。后来，他写成回忆录——《神灵之手——一个被红军释放的外国传教士的见闻录》，成了“西方介绍长征第一人”。 

　　1949年后中国教会逐渐割断与外国传教修会及差会的联系，进入其自立发展的时期。 

　　C、中国基督教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政策落实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基督教不但迅速复苏，而且有了引入注目的发展，成为国内文化界、思想界、学界、政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宗教学术网2015年6月12日文章《李向平：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格局及其特征》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基督教现有教会堂点约55000个，其中教堂约24000座，聚会点31000多个，而信教人数约2300至4000万。

　　2015年7月7，中国人民大学发布首期《中国宗教调查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宗教发展不是历史的自然延续，90%的宗教活动场所是1982年以后获批准恢复，是在一片空白上重新开始。

　　调查发现，目前基督教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环境适应得最好的宗教；43%的天主教教务负责人是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远远超过五大宗教的平均数18%。

　　关于未来，报告指出，“宗教界最寄予期待的方向，是增加宗教场所和教职人员的数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民众宗教需求。”

　　2003年，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笔者部主任、基督徒大卫·艾克曼曾在其图书《耶稣在北京》中写道：“虽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并不好，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非常之惊人：目前已有7000万新教徒，1200万天主教徒”。艾克曼还预测，在今后30年内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国家之一。

　　艾克曼的数据或许有一定水分。李向平的不完全统计数据和艾克曼的数据虽然有一定差别，但二者的统计结果，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媒体报道，美国的基督教团体在宣传品中宣称，要“能够像打败苏联和东欧那样在中国打败社会主义”，认为中国是个巨大的未开垦的基督教市场，高喊“向中国13亿人传福音”的口号，要使“中国基督化”和“福音化”。

　　“中国基督化”是一厢情愿的。因为，其面对的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D、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2016年4月22日至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中央领导人强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要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中央领导人还强调，“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宗教问题，在互联网上大力宣传党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传播正面声音。”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方面要按照宪法规定，“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和应对基督教迅猛扩张的后果。

　　对此，可以从四个方面，切实增强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掌握能力。

        一是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基督教扩张对我国宗教事务、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二是要建立反渗透网络，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三是要改善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手段,增强主流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国民对基督教文化入侵的抵制能力；四是要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努力维护宗教信仰市场的适度平衡，使宗教为国家安全和和谐稳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