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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文化的反思、自觉与自信

已有 182 次阅读2018-10-11 10:04 |个人分类:鄂尔多斯文化|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鄂尔多斯文化的反思、自觉与自信

              包海山

    一、鄂尔多斯文化反思

    文化是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总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有可能遵循客观规律,也有可能违背客观规律,而人的思维和行为有其错综复杂性;遵循与违背客观规律是相对而言的,而事实上多种因素同时存在。

    说到底,具有科学内涵的文化所发现、认识和遵循的是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地区,只是由于规律得以实现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文化反思,是对偏离规律的思维和行为的辨别纠正;文化自觉,是对内在规律的不断探索和自觉遵循。

    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教授祖国华在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中认为:哲学的文化职责在于以人性自觉、价值理性、辩证批判的态度提供一种实践性的“文化反思”,而不是一种外在描述性的“文化解释”。如果我们不再反思文化,实际上也就离弃了文化。

     鄂尔多斯文化研究不能停留在描述性“文化解释”层次上,不能背离了文化的内在本质。对于反思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文化来说,格·孟和教授在专著《蒙古文化概论》中谈到“蒙古文化的缺陷”时指出:蒙古人有丰富的直观经验思维,善于形象思维,而不擅长抽象思维,也可以说严重地缺乏逻辑思维。有新颖的创造性思维,但缺乏连贯性和突破性,长期局限于经验性的习惯思维。文化传承上的守旧心理和思维方式变革的缓慢,缺乏创新追求,不仅影响了文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的构建,而且也影响了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和提高。蒙古文化的经典大部分是记录复写流传下来的,这有尊重文化传统、保持文化传承的积极作用,但是忽略了创新的必要性,逐渐酿成了一种历史的惰性,使因循守旧的习惯蔓延下来,阻碍了文化内部的创新活力。

      我们反思鄂尔多斯文化,她的优点与缺陷,主要集中在祭祀方面。成吉思汗祭奠、察干苏力德祭祀、鄂尔多斯古如歌,大蒙古国的圣主、国旗、国歌文化传承了八百年,体现着忠诚与信念,创造了历史奇迹;同时也显示着陈规守旧,形成了历史惰性。对此,我们应该有“辩证批判的态度”。

      格·孟和教授认为,就祭祀文化研究来说,成吉思汗祭祀最为典型、隆重、壮观,历史悠久,具有程序化、定型化的特点。但是长期以来耗费相当多的精力和财力,却只是停留在宗教信仰和世俗信仰层面上,而缺乏启蒙教育的作用。鄂尔多斯研究成吉思汗具有得天独厚条件和优势,但多年来研究局限于祭祀方面,局限于世俗的信仰层面上,研究的层次不高,深度欠缺,理论创新不足,至今尚未出现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著作。蒙古族著名乐评人科尔沁夫在《丑陋的蒙古人》也直言,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们所说的话和遗留下来的传统都是不可更改的。毫无理由的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怀疑权威的勇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懒惰和自私。只要是祖先定下来的事,即使它在今天看来非常不合时宜,甚至有些愚蠢,也不能改变,还美名其曰保护“传统”。对于自傲和崇拜祖先的民族来说,这样的民族性格是蒙古人所不自觉的精神枷锁。早期蒙古人与现代蒙古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能够开明地吸收和包容不同的文化,这也是我们的祖先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那么,怎样才能既要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又要有文化不断发展的创新活力?我认为,一定要在大格局中理性思考,要发现、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规律。从宏观上来看,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祭祀是一种礼仪。如果忽视甚至失去道、德、仁、义,而主要讲究礼仪,那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反思鄂尔多斯文化,我们意识到,在礼仪层面“长期以来耗费相当多的精力和财力”,而在求道即探索鄂尔多斯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方面“层次不高,深度欠缺,理论创新不足”。这是问题所在,也是通过反思而解决问题之后,新的起点所在。

         二、鄂尔多斯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深刻理解文化的来龙与去脉,是自觉遵循文化“多元一体”发展的必然规律。

     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说:“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

       蒙古文化,曾经改变中华文化的体量和质量,主要是通过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来实现的,而成吉思汗是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如格·孟和教授在《蒙古文化概论》中所言:从现在找到的历史文献来看,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见面,这在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成吉思汗成为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是多民族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推动者”。

       蒙古族鄂尔多斯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鄂尔多斯与成吉思汗具有内在紧密的必然联系。鄂尔多斯的人们经过多年的成吉思汗研究,从主要参与神秘的祭祀活动,逐渐走向更加注重神奇文化的探索,提出并认同了成吉思汗文化的概念。在成吉思汗文化概念里,祭祀活动只是一小部分,而且是末端的一小部分,即成吉思汗文化也蕴含着道、德、仁、义、礼的文化要素,祭祀活动只是礼仪层面的文化。

      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文化,不只是看把他的遗物当作“神物”跪拜祭祀了多少年,而更重要的是以博大胸怀和科学态度,把成吉思汗雄视全球的霸气、激情四射的豪迈、走向文明的智慧,渗透到骨子里和液中,使自己也成为顶天立地的汉子。脑子里的知识学问可以学会,而骨子里的优质基因只能遗传,这或许是蒙古人传承和创新发展成吉思汗文化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心理优势。

      成吉思汗文化是蒙古文化中的经典,而成吉思汗文化的精华是什么?那就是成吉思汗成为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为增大中华文化的体量和提高中华文化的质量奠定了基础,其根基在于“道”和“长生天”这两个概念的对接与融合。

      据《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记载,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你以道家精义,恳切教诲,我恭敬、严肃地听完了。所说的内容,都是很难做的事情;然而,怎敢不遵从您的仙命,勤恳去做!”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对于成吉思汗这样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之骄子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只有深刻理解了其中的奥妙,才能真正感悟成吉思汗文化的内在灵魂和生命活力。

       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和自身知识的有限,成吉思汗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亲览”和“请益焉”,最终还是有很多“玄旨未明”,这或许是成吉思汗一生最大的遗憾。最好的传承和发展,就是弥补他的缺憾,搞清楚成吉思汗“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的“道学”所传导的“玄旨”和“仙命”到底是什么,怎样转化和体现“道”和“长生天”即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这是我们感悟成吉思汗文化的内在灵魂,并且成为成吉思汗式的人物的可能性所在。蒙古人的骄傲,不是数百年不变地祭祀一个成吉思汗,而是世世代代都能够出现成吉思汗式的天之骄子!

       客观规律与遵循规律,这是不同层次上的两个概念。恩格斯指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个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人是会出现的”。由此可见,“世界从沉睡中觉醒”并且“走向统一、走向世界、走向文明”,这是社会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而以成吉思汗的方式得以实现,这是一种偶然现象。成吉思汗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天之骄子、世界伟人,除了个人优秀品质之外,主要是顺应了社会发展规律,而成吉思汗在当时怎样顺应了社会发展规律,我们怎样进一步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本身,为当代社会发展服务,这是研究成吉思汗文化的重点,也是鄂尔多斯文化自觉的具体体现。

         三、鄂尔多斯文化自信

       鄂尔多斯文化自信,基于鄂尔多斯人的科学信仰。构建和应用鄂尔多斯学,使鄂尔多斯成为有跨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的地方,这是鄂尔多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

       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创始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荣誉会长奇·朝鲁先生在《回顾与瞻望》中说:“使命感和责任感决定了我们去追求这种选择,去做信仰和信念决定我们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使命感和责任感决定了我们勇于去探索和创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而决定我们应该创建、必须创建鄂尔多斯学的信仰是什么?应该说,是科学信仰。

      宗教文化、英雄崇拜、科学信仰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蒙古族宗教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平等的特征,在成吉思汗《大札萨》中就有“凡宗教,一律尊崇,且不得有厚此薄彼之行为”的法典条文。蒙古族的成吉思汗祭奠、苏力德祭祀等,主要体现的是对英雄人物的崇拜以及对无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恩格斯认为,“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的多,高尚的多,因为‘神’只不过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崇拜,就是对英雄人物所固有的本质的崇拜,是对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的理解,也包涵着对长生天以及整个宇宙自然的好奇、向往、热爱、敬畏、仰慕之情。在此基础上,蒙古人的信仰升华为科学信仰。

       那么,什么是科学信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陈先达教授在《科学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区别》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和宗教信仰有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信仰,是建立在规律基础上的信仰;宗教信仰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的信仰,我“信”因而我信仰。宗教信仰不追问“为什么可信”,而是“信”;科学学说不是问“信什么”,而是要问“为什么可信”。不能回答“为什么信”,“可信”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就没有科学;而穷根究底地追问为什么信,为什么可信,知道信仰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就没有宗教信仰。

       我们应该理解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即人本身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人的自身自然与外部自然都同样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不是人类想成为人类才出现了人类,而是自然法则决定了在自然界必然会出现人类,所谓“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而出现了人类之后,自然法则依然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支配事物的发展变化。因此,有智慧、有灵性的人们,能够意识到自身有限的力量之外,在无形中还客观存在着巨大的能量。对此,从宗教角度来感知,就会有宗教文化;从圣人天才的角度来应用,就会成为人物崇拜;从科学角度来领悟,就会形成科学信仰。

         相对而言,人的力量有限,而自然界的能量无限。就成吉思汗与长生天的关系来说,成吉思汗也经常独自登山顶礼膜拜,跪拜长生天,祈求山河保佑:“哈勒敦·不儿罕山,庇护了我蝼蚁之命”。由此可见,成吉思汗也跪拜祈求的长生天即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才是我们研究探讨的核心内容,并且由此从英雄崇拜升华为科学信仰。

         鄂尔多斯学研究者阿云嘎先生在《读<成吉思汗箴言选辑>后所想到的》中说:何为长生天的力量?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或者历史的必然性。成吉思汗主张“以诚敬天”,要求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蒙古高原上成吉思汗的崛起和成吉思汗的征服,是顺应了社会和时代需要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去做信仰和信念决定我们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这就是鄂尔多斯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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