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学与国内地方学协同创新
包海山
一、鄂尔多斯学与内蒙古学的融合发展
2017年9月，由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鄂尔多斯市社科联、鄂尔多斯市社会主义学院、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在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召开的“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上，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杭栓柱首次正式提出构建内蒙古学的概念，他在题为《伟大的实践呼唤内蒙古学的构建》的致辞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自治区社科联120多个直属社团之一，是非常活跃的社团、成果丰硕的社团、人才济济的社团。鄂尔多斯学研究会15年来的不懈努力以及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为内蒙古学的探索和构建奠定了很好的实践基础，相信在内蒙古学的构建中能够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
2017年11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承担了内蒙古社科联“内蒙古学”首批五个重点课题之一《内蒙古不同地域地方学研究的基础、经验及对构建内蒙古学的启示研究》，对内蒙古不同地域地方学研究的基础、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经验及对构建内蒙古学的启示进行研究探讨。
2018年8月，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等协办的首届“内蒙古学”论坛在呼和浩特市举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荣誉会长、专家委员会荣誉主任、宁夏大学原校长陈育宁教授作题为“对地方学的一点认识”的主题发言，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包海山作题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经验及对内蒙古学的启示”的汇报发言。
内蒙古学，是系统性研究内蒙古的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历史发展的学科知识体系，包括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经营文化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
由于划分的角度和标准不同，文化有很多种类。草原文化、沙漠文化、森林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海洋文化等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特征的地域文化；汉族文化、壮族文化、回族文化、藏族文化、维吾尔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是以不同民族来区分的民族文化；而狩猎文化、捕鱼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工商文化等是以生产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的行为文化或者说经营文化。
相对来说，自然生态系统是长久的，各民族是交流融合的，而生产生活方式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传统的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正在淡化和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农牧业文化、现代工商业文化、高科技新兴产业文化等。从自然生态系统来看，江河两岸有草原，草原怀中有江河，江河源头在草原，所谓“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例如长江黄河源区在青藏高原腹地，就是高寒草原系统；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母亲河的源头在草原，而母亲河最终要汇入海洋。可见草原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海洋文化等，其实原本就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文化。
内蒙古文化有鲜明特征，从自然生态来看主要是草原文化，有草原学；从人文历史来看是蒙古文化，有蒙古学。然而，综合性系统性研究内蒙古文化，草原文化和蒙古文化有局限性。从自然生态系统来看，有草原、沙漠、江河、山脉、高原、平原、森林等；从民族来看，有汉族、蒙古族以及满、回、达斡尔、鄂温克等49个民族；从生产经营行业来看，有农业、工业、商业、畜牧业、高科技产业等。怎样把这些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综合性系统性来研究，这就需要创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即内蒙古学。可以说，这些生态、民族、行业都是在内蒙古这个地方，所以内蒙古学作为地方学可以涵盖这些文化。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的演化发展中，大地不仅的人类的母亲，而且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以及生产和经营行业都在大地怀抱之中。一方面，万物生长靠太阳，天是爹；另一方面，万物生存接地气，地是娘。
任何事物都是相对而言的。系统性也有大小之分，有地方系统、区域系统、国家系统、国际系统等，而且总有一个巨系统包含了所有的系统。例如，作为系统性地方学，岭南学就包含着广州学、香港学、澳门学等。岭南，原是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由于历代行政区划的变动，现在提及到岭南一词，特指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五省区。中山大学中文系吴承学教授在《“岭南学”刍议》中认为：“岭南学”不是诸种“岭南文化研究”的简单合并，而需要理论的升华。从“岭南文化研究”到“岭南学”，不仅是量的增加，应该有质的变化。“岭南学”应该是一门包容性强的专门学问，有理论性、系统性，是一个完整的、方法性强的研究体系。未来“岭南学”的内涵与外延必将得到丰富和扩展，生发出更多的学术生长点，使这门学科更加丰富和活跃。一个学科的构建需要多方面因素的配合，不仅需要具有研究价值、研究空间和研究基础，而且需要大批具有献身学术精神的高素质研究者投身到学科的建设和完善中来。
同样，系统性的内蒙古学，也就包含着鄂尔多斯学。那么，在创建岭南学、内蒙古学的同时，还要构建广州学、鄂尔多斯学等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协同创新、融合发展。一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构建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把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应用于各地的社会发展之中。
地方学研究，既要立足当地，又要跳出地方鸟瞰地方。从宏观上来看，人类整体文化是由无数个网线和网结形成的一张网络，即“天网恢恢”；而各个地方文化是其中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网格，即“疏而不失”。我们探索和构建地方学，是在全球文化网络上进行整体研究，在地方特色网格里进行微观研究，在各个网线和结点进行对比和平行研究，使这种网络、网格、网线、结点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在地球自然村，如果说“天网恢恢”形成的一张网是全球学，那么每一个地方学是各具特色的“疏而不失”的网格。全球各地方学的协同创新、融合发展，就是要把网线和结点连接起来，使网络与网格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鄂尔多斯学与内蒙古学融合发展的意义就在这里。
二、鄂尔多斯学与广州学的协同创新
在地方学研究领域，鄂尔多斯学与广州学都是各具特色的网格，而在更大的系统内，可以把彼此联系的网线连接起来，从而能够协同创新、融合发展，而且在全球地方学研究网络里各个地方学之间都可以如此。
在“2017年广州学与城市学学术报告会”开幕式上，广州市副市长黎明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把广州学研究与国家大事联系起来；二是把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结合起来；三是将广州学学术报告会建成与全国各城市学地方学交流合作的平台。
其实，每个地方学研究都应该如此。地方学研究既关注当地特色，也重视普遍原理；既挖掘内部潜力，也整合外部资源，努力在更大的系统内发挥整体效应。当我们把地方学研究与国家大事乃至全球一体化发展联系起来时，就会促进地方学乃至全球学的交流合作以及协同创新、融合发展，这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种具有全局性系统性的创新发展。
近年来，广州学与鄂尔多斯学都重视相互交流与合作。广州学研究者参加在鄂尔多斯举办的“地方学的应用与创新座谈会”“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等，并提交相关论文，例如李明华先生的《关于广州学的整体文化背景与个体文化体验》，梁达平先生的《城市学、地方学及鄂尔多斯学的兴起与发展》，广州市文史研究馆的《广州学的研究概况、理论探讨及学科建设 ——广州学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等。
从2014开始，鄂尔多斯学研究者也积极参加“广州学与城市学地方学学术报告会”，笔者连续几年提交《地方学遵循同一规律来协同发展》《地方学研究的个性与共性》《中国学共融点与地方学协同发展》《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之魂——地方学融合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等系列文章，都入选广州学学术报告会论文集，其中2015年和2017年论文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18年，参加“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提交论文《广州学研究的地方特色与全球共性》。
鄂尔多斯学研究者与广州学研究者在北京学、杭州学、扬州学等其它地方学学术研讨会上也相遇和交流，特别是在首届“内蒙古学”论坛上，我作了题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经验及对内蒙古学的启示”的汇报发言，而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刘素燕女士作为评议人，对发言作了评议。她还特别提到：“包海山先生也是我们广州学研究的专家”。
其实，谈不上是“专家”，然而我很有兴趣深入研究广州学，这是真的。广州学研究是开放的、包容的，因而能够吸引更多的研究者，汇集更多的人类智慧。从促进广州学研究的机构来看，我们从有关资料看到的有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广州大学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广东省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广州市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会等。广州学不仅是与广州市每个人的利益和发展相关的综合性学科，也是与全球一体化融合发展相关的系统性学科，因此也希望广州之外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广州学，如广州市人大原副主任、广州学研究者张嘉极先生在《广州学引论·序》中所言：“我还希望有广州以外的专家也有兴趣参加广州学的研究，只有当不仅仅是广州人、广东人在研究广州学的时候，广州学的研究方真正成功了”。
那么，鄂尔多斯学与广州学协同创新的根基是什么？这就是共同所探索和遵循的在本质上同一的客观规律。内在本质规律的普遍性与规律得以实现的不同表现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地方特色包括很多内容，例如特有的地形地貌、自然环境、民间习俗、民族风情等，而在顺应时代潮流的一体化融合发展中的特殊表现，也可以形成地方特色。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由此形成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地方特色；换句话说，改革开放在广东这个地方更有特色，而形成这种特色也是顺应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1978年，在邓小平先生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可以说，改革开放之所以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就是因为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邓小平先生曾经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从中国自己的情况出发考虑的，而现在已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世界上一系列问题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一国两制，特别是全球两制一体化融合发展，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有利于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改革开放的影响力是全局性、系统性的，例如“一国两制”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脉相承的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
2017年7月1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见证下，国家发改委、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按照协议，粤港澳三地将在中央有关部门支持下，完善创新合作机制，促进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我们应该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等一般湾区经济特征之外，最大的特点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对接与融会的优势，是全世界唯一“一区两制”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地方。这对“一国两制”、“一球两制”的融合发展具有启示和推动作用，对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一体化融合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以全球视野来看，“一区两制”一体化融合发展，或许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地方特色，而广州市作为广东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人将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世界，走向未来。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面向未来，我们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殊途同归，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都会共同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在这发展过程中，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非常重要。这既包括世界各国尊重中国自主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也包括中国尊重世界各国自主选择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一区两制”一体化融合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地方特色，而这种特色是顺应规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色。因此，广州学不仅能够与鄂尔多斯学协同创新，也可以与全球每个地方学都可以协同创新。广州大学主办“2018广州学与全球城市发展国际论坛”，与全球顶级专家一起探索城市发展的未来，探讨广州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前景，就是在汇集更多智慧共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
三、鄂尔多斯学与北京学的交流合作
北京市正在聚焦“一核一城三带两区”，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即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根基，以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抓手，推动公共文化服体系示范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引领区建设，着力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
（一）
在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大格局里，以历史文化眼光来看，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根基以及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中，北京文化与蒙古族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可谓水乳交融。
1.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根基
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北京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见证。北京是千年古都，而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从元朝开始的。历史上元朝实行的是“两京制”，元上都与元大都是各具特色、相得益彰、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如果单独研究元上都或者元大都，那只是在研究元朝的半个都城，而只有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可见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决定了研究元大都的北京学与研究元上都的内蒙古学，必然需要深入交流合作。
蒙古民族不仅有游牧文明，也有商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而且哈拉和林、元上都、元大都，在当时都是举世瞩目的“草原皇城”、“国际大都会”。哈拉和林遗址、元上都遗址都被例如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北京城作为千年古都，保留和蕴涵着许多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与元大都也一脉相承。元大都的缔造者是忽必烈，设计者是刘秉忠。元大都集中了蒙古族宫殿的传统风格，又结合了中原建筑文化的精华，同时也容纳了波斯、欧洲地区建筑风格，反映了当时国际性大都会的特点。北京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李建平先生在谈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特色”时说：今日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刘秉忠对北京城市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将草原文化的个性与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蒙古草原文化的特色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心胸开阔，豪迈，不拘一格。蒙古族对生态环境的追求使新的都城规划将大片水域留在城内，使城市内不仅有充足的水源，还有了灵动和舒展的空间。同时，又充分运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使新的城市规划体现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环境与人居和谐的统一。这是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完美融合。
2.大运河文化带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中国古代南北向最伟大的水上运行通道。据百度百科，在十三世纪末元朝缔造了元大都后，为了使南北相连，不再绕道洛阳，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元朝花了10年时间，先后开挖了“洛州河”和“会通河”，把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清江以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直达杭州。元代开凿的重点段一是山东境内泗水至卫河段，一是大都至通州段。而北京与天津之间，原有运河已废，又新修“通惠河”。这样，新的京杭大运河比绕道洛阳的隋唐大运河缩短了九百多公里。可见，在中国文化象征之一的大运河工程，也融汇着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结晶。
3.长城文化带
在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大格局里，长城文化带应该是完整的万里长城文化带。长城是中国古代东西向最伟大的工程。在整个长城文化带，最特别的地方在鄂尔多斯。因此，北京学与鄂尔多斯学共同研究长城文化带，才会更全面、更深刻、更精彩。
鄂尔多斯是秦长城与秦直道交会的地方，是不同文明相互碰撞、彼此交流、最终融合发展的地方。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兴建了两项浩瀚工程：一是修筑长城，二是“治直（道）、驰道”。秦长城和秦直道构成了大秦帝国的丁字形防御体系。把秦长城和秦直道，有人形象地比喻为盾和矛的关系，也有人比喻为弓和箭的关系。总之，大秦帝国的丁字形防御体系的结合点在鄂尔多斯，矛盾的焦点和弓箭的射点也首先在鄂尔多斯，所以历代鄂尔多斯人对万里长城和秦直道的感触应该是最为独特的。鄂尔多斯三面黄河环绕，南面“一堵墙”万里长城阻隔，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的自然单元；而中间秦直道穿过，形成了南北通道。秦直道是中国古代南北向最伟大的陆地运行通道，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条高速公路。
我们探讨长城，不能单纯在物质层面去考古，而在精神层面研究其文化内涵更重要。“长城内外皆故乡”，“长城内外是一家”。然而可惜的是，曾经在故乡土地上修筑了一道隔离墙，一家人之间挥动起矛与盾、弓与箭。但是我们要清楚，长城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分界限，而是人们内心的界限以及统治集团利益分割的界限。相对而言，小农意识注重的是上尊下卑，论资排辈，无条件服从，对内集权专制，对外围城自封。唐代诗人陈陶在《续古》中诗曰：“秦家无庙略，遮虏续长城。万姓陇头死，中原荆棘生。”常建《塞下曲》诗云：“北海阴风动地来，明君祠上御龙堆。髑髅皆是长城卒，日幕沙场飞作灰。”可见，修筑长城是秦家没有智谋胆略的表现，它留下的是中国人内战不断、自相残杀、触目惊心的斑斑血迹。因此鲁迅在《长城》一文中说：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我总觉得周围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热爱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融入一个社会大家庭，我们应该在内心深处里把用来御敌的万里长城，化作迎接远方宾客的一条圣洁的哈达——在无形的变换升华中，举重若轻，充满自信——这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一种境界和神态。只有敢于拆除因为心虚胆怯才需要固步自封甚至画地为牢的围城，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坦荡宽阔的胸怀，举起圣洁的哈达走向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才真正体现出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体现出中华民族腾飞的雄伟风采！
（二）
新时代，草原儿女与首都北京心连心，如那首歌所唱的，“我站在草原望北京，一望无际国泰安宁。唱出草原的豪情和美丽，让这歌声回荡紫荆”。鄂尔多斯学与北京学的交流合作，不忘历史文化，然而更加注重当代科学文化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创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中的最大增量。
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一核”，是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那么，怎样使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这是每个地方学都必须深入研究探讨并且努力付诸社会实践的问题。这是根本性、引领性的问题。
构建鄂尔多斯学有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也有鄂尔多斯市社科联鄂尔多斯学研究所；内蒙古学是内蒙古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推动构建的；北京学研究基地，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与北京市教委联合设立的首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之一。这些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也都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地方学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那么，地方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是什么关系？各自的优势在哪里？我觉得，只有在从“跨学科”到“去学科”的演进中才能感悟和体会，而地方学的优势应该体现在应用学科知识体系来为社会发展服务。
毕竟，系统性地方学是在跨多学科研究基础上创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在跨多学科中，无论如何都必须有“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的哲学，否则就无从谈起创建系统性新的科学知识体系。创建地方学要有哲学思考，就要对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研究，要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是要非常清楚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及其最大增量会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这三个方面的资源，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
之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能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及其发展的最大增量，是因为它符合了时代和现实需要，符合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那么，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具有资本属性时，我们怎样创造性发展马克思理论？创新发展的具体内容主要是什么？
恩格斯曾经在两个方面有提示：一方面，“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出进一步的探讨”；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
对此综合来看，对社会主义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出进一步的探讨，把尚待创造的社会主义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政治经济学创造出来，这将会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及其发展的最大增量，由此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从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顺应这种必然趋势，我们提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两个抓手，一是劳动，二是资本。从劳动即人的角度来看，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而只有在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中才能实现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社会总资本具有不断高度集中的必然规律，而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背后是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高度集中的社会总资本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实质性变化？并且由此将怎样促进人类共同实现科学社会主义？我们相信这将是马克思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而探寻其必然规律，也应该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地方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们给北京学研究所举办的相关学术研讨会提交的文章《地方学学科建设的最大知识增量及其价值体现》等，就是努力在这些方面深入研究，并且希望鄂尔多斯学与北京学在这些方面能够有更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