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继红：忽必烈时期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融汇 

     元世祖忽必烈是元王朝的创建者。1251年忽必烈驻帐于金莲川，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金莲川幕府”。1256年至1259年在金莲川建造新城，取名开平。1260年忽必烈在此即大汗皇位。忽必烈是大元帝国多有建树的一位皇帝。他从草原走来，把草原游牧文明带到了中原。上都作为大元帝国的都城得天独厚，成为融汇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汇聚华夏文明与西域文明的集大成之地。上都的宫殿楼阁既有中原文化的特点，又融汇了游牧文化的风格。上都司天台为中华民族在世界天文学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中华一统，文明荟萃，海纳百川。其显著特点是：兼收并蓄、融汇发展、和而不同，多元共荣。

      上都是蒙元帝国走向全盛时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是元世祖忽必烈潜藩时期的驻地，是成就元王朝帝王大业的发祥地。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中原的农耕文化，以儒学治国，对游牧文明和草原文化的进取与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忽必烈从草原深处的哈拉和林，到金莲川上的上都和大都，一路走来，带来了游牧文明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明的中原文化的大交流、大融汇、大发展的局面。

       游牧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宝库的珍贵财富，是北方各游牧民族共同智慧的结晶。游牧文化相对于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保持了更多的初始性和顺应自然的理念，对其他文化有着更多的适应性和接受的意愿，兼收并蓄，和而不同，融汇发展，成就了元代的文化繁荣。

       草原大帐讲授儒学 青年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

      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是元王朝的创建者。青年时期的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1）作为年轻的王子，作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一员，忽必烈有着宽广的情怀和世界的视野。金国的强盛与衰落，金世宗号称小尧舜的业绩，宋朝的经济繁荣与发达，都令他熟捻于胸，志向满满。他在漠北帐内即邀请赵壁、刘秉中等中原博学之士到草原讲学，“以国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2）他设帐求学，对儒学广为涉猎。1234年蒙古灭亡了金国，蒙古大军挺进中原，锐不可当。治理中原也成为黄金家族的重要议事日程。年轻的忽必烈对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汉文化持积极和开明的态度。他认识到，必须学习中原的管理经验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使自己在政治上高人一筹。“祖述变通”和“以汉法治汉地”成为施政的纲领。

       善于学习，从来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开放、发展和繁荣的象征。1242年，忽必烈召燕京（今北京市）的禅学大师海云前往漠北论道。海云带上青年和尚刘秉忠（法名子聪）一起前往，忽必烈隆重接待了海云，向他请教佛法。海云讲了“宜稽古审得失，举贤错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3）忽必烈听了，大感兴趣。不久海云辞行，留下了学识渊博的刘秉忠。

       不久，又陆续来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儒学大师、高僧、名人雅士、西域学者等。云中怀仁人赵壁蒙汉兼通，赵壁用蒙古语翻译《大学衍义》，经常在马背上为忽必烈讲解。忽必烈令蒙古生徒十名，跟着赵壁学习。赵壁“以国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4）窦默向忽必烈讲解“三纲五常”，并且说：“帝王之道，在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一于正。”（5）张德辉认为不守纪律的军队与贪官相比，贪官对百姓的危害更大。（6）李治告诉忽必烈：“天下未尝乏材，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理势然耳。”（7）姚枢上书千言，更详细地列举了治理天下的方法。忽必烈认为他才学高深，遇事便经常询问他的看法，并让他教授诸王子经书。（8）

        忽必烈在漠北藩府即热心学习中原传统文化，学习治国经验。被学子们推崇为“儒学大宗师”。当时的忽必烈还没有正式登上政治的决策舞台，但他坚信自己将来必定会大有为于天下。忽必烈对王鹗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9）

        牵手漠南漠北 金莲川幕府开启大元帝国兴旺篇章

        1251年蒙哥登上汗位，即位当年便让37岁的弟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务。所谓漠南汉地，指今内蒙古、河北、河南及陕西广大地区，大部为金国故土。忽必烈驻帐于金莲川，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金莲川幕府”。金莲川指现在锡林郭勒的多伦县、正蓝旗、阿巴嘎旗、太仆寺旗、正镶白旗、镶黄旗和张家口地区的张北县、沽源县等广阔的地区。

        著名文化学者、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徐进昌先生在叙事诗《滦河吟》中写道：“忽必烈王子和林宫帐里修养儒学，思大有为于天下正在年轻。有刘太保讲评中华经典啊，年轻的王子励志效法唐太宗，作尧舜继天下之大成。领命在金莲川开府建衙啊，聚集了金莲川幕府治国精英。用汉法治汉地鼎力图新啊，扶农桑定税赋漠南初定。”这首诗写出了金莲川幕府开启的宏伟大业，是一副气壮山河的历史画卷。

      “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他们面临的生产发展水平”（10）“金莲川幕府的出现，显示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革新派和汉族地主阶级儒士间的政治结合已经初步完成。它为下一步元王朝的建成铺筑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准备了必需的干部。”（11）

1256年蒙哥汗敕令忽必烈在金莲川建造都城。忽必烈派刘秉忠在金莲川选址。经过三年，与1259年建造完成，取名开平（今锡林郭勒南部的正蓝旗一带的元上都遗址）。1260年元世祖在此即大汗皇位，称开平府，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成为临时首都。1263年（中统四年）诏改为上都，设总管府。1264年改燕京为中都，实行两都制。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

       开平城的建立，震古烁今。民间传说忽必烈向龙借地建城，“相传刘太保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固，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天矣。明日以土筑成基。”（12）笔者曾在《上都，不是废墟》诗中写道“上都城宫殿巍峨，思大有为忽必烈称帝。演绎千古绝唱，征服欧亚大地。书写了，中华文明的瑰丽。描绘了，世界文明的真谛。”简短数语，点出了上都城百年帝都的悠久历史、灿烂辉煌。

      “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13）黄金家族征服南宋朝廷之后，顺应情势，“以汉法治汉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元代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融汇和交流。

       被称为“圣龙起飞之地的”的上都城巍峨雄伟、谱写了中华文明的新篇。这里，孔庙受到到崇敬、爱戴。忽必烈了解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抱负，他对儒学深信不疑，儒学成为国学。 

       在这里，佛教备受重视。袁桷《上都华严寺碑》（14）中记载：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龙光华严。在建造上都的时候，忽必烈就命令刘秉忠计划建筑佛寺了。在上都西北角建立的是乾元寺。在东北角建立的是龙光华严寺。稍晚建成的还有开元寺和八思巴帝师寺。

       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剌兄弟携带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在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极高礼遇。“他们来去并受沿途敬礼，凡有所需，悉皆供应。”（15）《马可·波罗行纪》详细记述了忽必烈在上都接待尼古剌兄弟二人及马可·波罗的情形。（16）。马可·波罗在上都居住17年，深得忽必烈器重。他对上都城十分熟悉，《马可·波罗行纪》列有《上都城》一章，详细介绍了上都的宫殿、寺院生活和宫廷礼仪。

       徐进昌先生在《解读上都—徐进昌谈上都文化》中写道：元世祖忽必烈以藩王之尊，受命总领漠南军国庶务。“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得开府，专封拜”，建立了蒙元历史上有名的“金莲川幕府”。幕府集天下名士，以儒学治国，以汉法治汉地，整顿地方管制，“实太平之基，王道之本。”“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宽赋税，省徭役，重农桑，首先在陕西关中、山西平阳取得了治理成效。被召入金莲川幕府的各界人士，可以考见的有60余人。有正统儒学的代表赵复、许衡、姚枢、窦默、杨惟中；吐蕃佛教萨斯加派教主八思巴；原汉地世候的幕僚杨果、郝经、杨奂、宋子贞、商挺、李旭用、徐世隆；畏吾尔人廉希宪、阿里海牙、叶仙鼐；大食人也黑迭儿，回回人札马鲁丁、阿合马等。除了自己的幕府之外，忽必烈还利用自己治理中原的机会，联系了史天泽、严忠齐、张柔、张荣、解诚等中原汉军万户和阿术、阿剌罕等一批镇守中原要地的蒙古探马赤军的将领。

       上都城，孔庙倍受尊崇。这里，帝师寺蒙古学得到传扬。这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萨满教各倡其门，庙宇、道宫、佛殿庄严肃穆、香火兴隆。这里云集天下客商。这里，旅行家、科学家、政治家、学者往来频繁。这里，物宝天华人文荟萃。这里与罗马教皇和各国帝王互派使者多有朝贺。元世祖忽必烈正是在金莲川光缆人才，确立了安邦治国之策，开创了大元盛世的伟业。

       两类上都建筑形态 彰显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汇

       忽必烈是大元帝国多有建树的一位皇帝。他从草原走来，把草原游牧文明带到了中原。忽必烈从草原深处的哈拉和林，到金莲川上的上都和大都，一路走来，带来了游牧文明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明的中原文化大融会、大交流、大发展的局面。上都作为大元帝国的都城得天独厚，成为融会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汇聚华夏文明与西域文明的集大成之地。上都的佛寺、道观昌盛，伊斯兰、基督盛行，孔庙、帝师寺地位尊崇，儒学、蒙古学共享繁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在大元帝国多元共和的大格局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相辉映，和而不同，形成了繁荣发展的局面。（17）

     大安阁是上都的主要宫殿。它位于内城（官城）北部，至元三年（1266）十二月建成（《元史》卷六《世祖纪》）。它是上都大内。（18）元朝皇帝在这里登基、临朝、议政、修佛事，相当于大都皇宫的大明殿。在这里经常举行重大典礼，如元成宗、武宗、天顺帝、文宗、顺帝即位时的忽里台，都是在此召开的。（19）元朝皇帝还经常在这里与诸王、大臣聚会，接见外国使者。

     据元代中期重臣虞集《跋大安阁图》记载，“世祖皇帝在藩，以开平为分地，即为城郭宫室。取故宋熙春阁材于汴，稍损益之，以为此阁，名曰大安。既登大宝，以开平为上都，宫城之内不作正衙，此阁岿然遂为前殿矣。规制尊稳秀杰，后世诚无以加也。”（20）

     大安阁是拆迁宋朝汴京的熙春阁仿建。“大安御阁势岩亭，华阙中天壮上京，虹绕金堤清浪细，龙蟠粉蝶翠风平。众星拱北乾坤大，万国朝元日月明。分署玉堂清似水，萧韶时听凤凰声。”（21）《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忽必烈汗在都城用大理石和（其他）石头建造了一座宏大的宫殿，大厅和层间涂上了黄金，然后用各种各样的鸟兽和花卉图案加以装饰，精美绝伦，巧夺天工，让人叹为观止。”大安阁基本上是仿照熙春阁规模造的，只是“稍有损益”。因此，弄清熙春阁的建筑式样，大体上也可以看出大安阁的建筑格局和特点。

       根据元人王恽的《熙春阁遗制记》所记，其阁“高有二百二十有二尺，广四十六步有奇。”其建筑结构极其工巧，“为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阁位与东西耳。为楹者各二，共长丈有二尺，上下作五檐覆压。其檐长二丈五尺，所以蔽亏日月而却风雨也。”其阁有四层，梯道迂回五折，而“两翼旁构俯在上层栏构之下……其有隆有杀，取其缥缈，飞动上下。”作者称其“瑰伟特绝，”“为近代之杰观”。（22）

      《禁扁》上记载上都的五个重要宫殿是水晶殿、洪禧殿、睿思殿、穆清殿、清宁殿。

       水晶殿，《禁扁》把它列为上都五座宫殿之首，这是一座重要的宫殿。水晶殿可能是大安阁的别殿，也许与大安阁相连。杨允孚在《滦京杂咏》自注中说“大安阁是上京的大内”，还有“别有水晶殿”的记载。《滦京杂咏》中写道：“大安阁下晚风收，海月团滦照上头。谁道人间三伏节，水晶宫里十分秋。”（23）

      周伯琦的《咏水晶殿》诗曰：“冰华雪翼眩西东，玉座生寒八面风。巧思曾经修月手，通明元在五云中。”（24）萨都剌的诗云：“一派箫韶起半空，水晶行殿玉屏风。”（25）叶衡写到：“水晶宫殿柳深迷，朝罢千官散马蹄。”（26）元人把水晶殿称为“水精凉殿”。（27）。

      周伯琦咏洪禧殿的诗云：“镂花香案错琳镠，金瓮蒲萄大白浮。群玉诸山环御榻，瑶池只在殿西头。”（28）

       睿思殿也见于《元史》。顺帝时监察御史崔敬在一份上疏中谈到上都的大安阁、洪禧殿、睿思殿。（29）

       穆清殿，又称穆清阁，至治元年五月，英宗与平章政事拜住在上都穆清阁曾商议宣徽政使失烈门谋反事件，（30）可见穆清阁兴建比较早。

      《元史》泰定帝纪中有：“泰定三年，徙上都清宁殿于伯亦儿行宫”的记载，由此可见清宁殿的存在。

       伯亦斡耳朵，又称伯亦儿行宫，见于《元史》。泰定四年八月，“伯亦斡耳朵作钦明殿成”。（31）泰定四年十一月，“给伯亦斡耳朵驼、牛。”（32）

      伯亦斡耳朵也见于《禁扁》，并指出龙光、慈仁、慈德三殿在伯亦斡耳朵。

       伯亦斡耳朵即是西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究西内更具体的位置。据周伯琦的诗：“西内西城外，周围十里中。草阴迷辇路，山色护离宫。”（33）可知西内是在外城（皇城）以西的外苑城，而不在内城（宫城）。考古调查在外苑城南部发现的宫殿台基，可能就是伯亦斡耳朵的遗址。（34）

       伯亦斡耳朵除设有龙光、慈德、慈仁三殿外，还包括《元史》著录的钦明殿和清宁殿。由此可知，伯亦斡耳朵是一座拥有众多宫殿的行宫。

       失剌斡耳朵，蒙古语，义为黄色宫帐。在窝阔台汗的驻夏地，就设有可容千人的失剌斡耳朵。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沿袭蒙古旧制，在上都也设失剌斡耳朵。

      据《元史》记载，上都的失剌斡耳朵为元朝皇帝宴游之所。（35）《析津志》把它称作忽必烈在上都的行在。（36）在元人的诗文里多有描述。

       马可波罗所记的上都“竹宫”，（37）就是失剌斡耳朵。它是蒙古包式的大宫帐，外墙用木、竹制成，用白毡覆盖，帐顶饰以织金锦缎。泰定五年五月，制作上都棕毛殿地毯二扇，积二千三百四十三尺，青白羊毛一千三百四十四斤。（38）由此可见，毡帐的建筑风格和内部的陈设都具有蒙古民族特点。

        叶新民著《元上都研究》中写道：上都宫殿，大体上可分为两组建筑群。一组以大安阁、水晶殿、洪禧殿、睿思殿、穆清阁等为主体的建筑群，它们分步在宫城之内，可以视为上都的大内。一组是以伯亦斡耳朵等为主体的建筑群，它们分步在瑞林御苑，即外苑城，可以视为上都的西内。就建筑格局和风格而言，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大安阁式的以中原传统为主体结构的类型。另一种是失剌斡耳朵式（蒙古语，义为黄色宫帐。）的以独特的蒙古民族风格为主体结构的类型。这两种不同的建筑艺术，融为一体，相映成趣，构成了上都宫廷建筑的特色。上都宫阙较多地保存了蒙古习俗和草原色彩，这与元朝社会制度有关，也是由上都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地理环境决定的。

      上都的宫殿楼阁有很多。根据至顺三年八月统计，守护上都宫殿卫卒达二千二百二十九人。（39）由此也可以证明上都宫阙苑囿的规模是非常大的。现在，当地牧民仍然称上都城为“昭奈曼苏默”。（蒙古语，意为108座庙）。这可能与上都众多的宫殿庙宇有关。

      上都是元王朝大帝国的都城，体现了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融会。上都的宫殿楼阁既有中原文化的特点，又凸显了游牧文明的风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中西合璧 上都司天台在天文学史上谱写华丽篇章

      大元帝国有世界性的大视野，大情怀，广揽天下人才，发展一流的科技事业。建立国家天文台，委任西域的扎马鲁丁任首任台长。郭守敬等国内优秀人才相伴共事，融汇了世界最顶端的技术和理念与见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明荟萃，彰显文化和科技的强盛。

      上都司天台也称回回司天台、北司天台，成立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地点在上都的承应阙宫。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该回回司天台官署，以札马鲁丁点。”札马鲁丁成为上都司天台的首任天文台台长。《元史·百官志六》记载，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即建国号为大元的当年，“以上都承应阙宫，增置行司天监”。经过这些史料确认了上都司天台的成立日期和地点。

       承应阙宫据陆思贤等学者考证应在上都宫城北墙中断。“在元上都宫城的北墙中断，与墙体结合在一起，有一组阙式建筑台基遗址，凸出于墙体的内侧，平面略作兀行，可分东阙、西阙，中央平台与墙体联为一体，按照现存北京故宫双阙拱卫午门的建制，中央平台是用来观测正午上中天时的太阳的。”（40）

       元世祖忽必烈实行宗教开放政策，在建国之初向各地征召科技人才。当时的上都司天台聚集了世界各地一流的天文学家，他们用缜密顶端的天文仪器，观测着日月星辰，预言天文祸福。

       在伊尔汗国执政的旭烈兀汗派遣波斯马拉盖城的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来到上都。札马鲁丁编制的万年历是一种回历，元朝廷每年编印千册回历，颁发给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当时回回司天台还藏有西域文字的天文、数学书籍，其中有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因此，上都司天台亦称回回司天台，曾是一个世界顶级的天文学中心，是当时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天文科研机构。

      札马鲁丁任内，中西天文学的交流非常密切。他把阿拉伯天文学传入中国，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札马鲁丁在托勒密式的天球仪上，又加上了中国传统的二十八宿星宫体系，并采用十二地支，这与现在绘制的中西结合星图已基本一致，而他把西方周天360度制带来中国，也影响了当时的天文学家，如郭守敬的简仪的百刻环上一刻分成三十六等分，就是阿拉伯天文学中360度分度制的反映。

      上都司天台谱写了天文研究史上的辉煌篇章，是人类文明史上光辉的一页。元世祖忽必烈有着世界的大视野和情怀，对外来文化开放、吸纳，又重视发展蒙古族文化。忽必烈既要坚守固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也主动吸收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对世界有着深远影响的上都，在天文学研究方面有着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力。

     中华一统多元共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汇发展

      忽必烈一统华夏以后，延请西藏的八思巴，拜为帝师。授权八思巴创制能拼写各民族文字的元廷新字。上都作为元代的都城，佛寺、道观昌盛，伊斯兰、基督盛行，孔庙、帝师寺地位得到尊崇，儒学、蒙古学共享繁荣。

       元代是中华历史中的一个繁荣和强大的时代，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主政的中华大一统的朝代。当忽必烈成为帝国的皇帝，他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祖述变通”的建政纲领并付诸了实践。“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成一王法。”（41）忽必烈和他为代表的开明集团选择了以“汉法”治国，建立正统的新王朝，表明了经过半个世纪的磨练和发展，一个引弓射猎的草原游牧民族已成长为成熟的能够有效管理全国的民族。

       游牧民族的物质生产对象马、牛、羊、山羊、骆驼等五种牲畜，既是生活资料又是生产资料。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封建社会，游牧民族为了按季节轮流使用草场或者为了躲避天灾人祸不得不过游牧生活。随之产生的游牧社会组织的分散性。中国游牧民族自己文字的创造和使用，比农耕民族较晚。游牧经济经不起天灾人祸的袭击，比农业经济更加脆弱。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之间互利共赢，带来了诸多共识和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

       在游牧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游牧民吃苦耐劳，英勇善战，心胸开阔，坦率大方，不怕艰难困苦，以射箭、摔跤、赛马为男子三项技艺。在价值观方面，尊崇自然，敬重英雄，擅长骑猎，有着鲜明的独特性。

        从中国农耕文明方面讲，它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优越，有着悠久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比较发达，源远流长，彰显了华夏文明。

       中国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相守相望，交汇发展，不断地促进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汇和发展。

       元代时期，游牧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建立了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主政的中华南北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游牧文化吸收多种文化的有益成分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之一，影响扩及到几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明在无比广阔的层面和异常丰厚的深度，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融会和交流。徐进昌先生指出其显著特点是：兼收并蓄、融会发展、和而不同、多元共荣。

        徐进昌先生说，游牧文化相对于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保持了更多的初始性和顺应自然的理念，所以对其他文化有着更多的适应性和接受的意愿。对于这点，徐进昌先生指出，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孙三代，都拥有超强的实力；对于列强，差不多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们本来有机会、有实力藐视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化与理念，他们却选择了接纳。

       多元共荣，百家荟萃，游牧文化在融汇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多都巡幸、游皇城、游猎、札马宴、咏颂“大札撒”、“白翎雀歌”、“十六天魔舞”、角抵都凸显了游牧文化的色彩。

        叶子奇记载：“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自后宫里岁以为常。“（42）多都制便于在城市和中原居住的游牧民族的当政者对游牧地区的联络和控制，也利于保留游牧民族传统的习俗和文化。

       游皇城是元代宫廷祭祀习俗，其中“陈百戏”是最为壮观的场面。“各仪仗队、佛坛、乐队、戏队相随，首尾排列达30余里，鼓乐齐鸣，边走边演出各种歌舞、戏曲、杂耍节目，百戏纷呈。”（43）

      “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飨之礼。”（44）“国家侍内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谓之质孙。”质孙宴又名扎马宴。每年朝会，都要招抚和奖励宗室皇亲与群臣。据《元史·舆服制》记载，皇帝的质孙服，冬季穿的有十一等，夏季穿的有十五等。质孙服用料为绣金锦缎，常常用珠翠宝石装饰。马可·波罗说，“此种衣服皆出汗赐，上缀珠宝石甚多。”（45）这种赏赐性质的宴庆，表达了聚会的欢乐，也宣示了朝廷的威仪。游牧民族分多聚少，疆土宽广，各守一方，赏赐分封意义不同寻常。

      《大札撒》，作为律令为后世遵循。几十年以后，蒙元各个时期一直延续，皇族和朝廷集会，都要首先咏颂《大札撒》。“凡遇新汗即位，调动大军，集议大事，他们都拿出《大札撒》，仿照《大札撒》上的话行事。（46）

       角抵是蒙古族的传统项目并成为今天颇具特色的蒙古式摔跤，其来源于狩猎和战斗中的搏斗。元代延祐六年朝廷专门成立了管理摔跤的机构，“置勇校署，以角抵者隶之。”（47）蒙古族摔跤习惯延续至今，强身健体，比赛娱乐，王公时代也作为上层交往的一种活动项目。

       贵由赤竞走，由朝廷委派“监临官”，有的优胜者被选入特技亲军，个别的还得到官职。

     《白翎雀歌》和《十六天魔舞》都是元代的宫廷歌舞。元诗记载说，“绣帘齐卷熏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48）“舞心排转急，一一欲空飞。”（49）

       叶新民研究说，“从成吉思汗时期开始，蒙古族贵族就注意吸收西夏的音乐。元太宗窝阔台和元宪宗蒙哥都派人征集过金朝的乐章。元朝建立后，除了吸收西夏、女真、回回、汉族的礼乐外，还结合蒙古族本身的特点，逐步制定了宫廷礼乐。”（50）

       元世祖忽必烈是元王朝的创建者，在中国历史和蒙古族历史的发展上都是一个影响比较深远的人物。忽必烈自觉接受汉文化，改革旧制，厉行革新。元上都作为大元帝国的都城，得天独厚地成为融会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汇聚华夏文明与西域文明的集大成之地，凸显了人类文明在13、14世纪间取得的丰硕成果。

      元上都在政治、军事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化上同样成为蒙古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部，是融合蒙古草原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集大成之地，是蒙元时期无可争议的政治文化中心。

       徐进昌先生认为，与世界各地广泛的联系和强有力的政治文化影响，使得上都成为世界性的大都市。大元帝国广袤的地域和稳定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和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中外交往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外国使者、传教士、商人、游客等，都在上都受到元朝皇帝的接见，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而国外的科学家也来到上都工作，促进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忽必烈在上都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着卓越贡献的杰出帝王。这位蒙元皇帝以儒学治国，让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实现了大交流、大融汇、大发展，多元共荣、和而不同，成就了中华文化史上独具特色的灿烂辉煌的一页。

     注释：1、《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2、见《元史》卷159《赵壁传》

            3、见周良宵《忽必烈》28页

            4、见《元史》卷159《赵壁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2

            5、《元史》卷158《窦默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

            6、《元史》卷163《张德辉传》

             7、《元史》卷160《李治传》

             8、《元史》卷158《姚枢传》

             9、《元史》卷160《王鹗传》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83页

             11、见周良宵《忽必烈》35页

             12、孔齐《上都避暑》、《至正直记》卷一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199页

             14、《元文卷》

             15、《马可·波罗行纪》，上册，第32-33页，冯承钧译本。

             16、《马可·波罗行纪》，上册，第32-33页

             17、《解读上都—徐进昌谈上都文化》51页

             18、杨允孚：《滦京杂咏》，《知不足斋丛书》本

             19、详见《元史·本纪》

             20、《道园学古录》卷10；《道园类稿》卷32，明初覆刊本。

             21、见周伯琦《志》63

             22、《秋涧集》卷38

             23、《志》668页

             24、《右咏水晶殿》、《志》664页

             25、《上京杂咏》，《雁门集》卷6，清萨龙光编注本。

             26、转引自《口北三厅志》卷13，《满蒙丛书》本。

             27、袁桷《次韵继学途中竹枝词》，《清容居士集》卷16

             28、《咏洪禧殿》，《近光集》卷1

             29、《元史》卷184《崔敬传》

             30、《元史》卷136《拜住传》

             31、《元史》卷30《泰定纪》

             32、《元史》卷30《泰定纪》

             33、《上京集诗》，《近光集》卷1

             34、《上都》，第28页

             35、《元史》卷184《崔敬传》

              36、《析津志辑佚》，第116页，作“剌斡耳朵”，剌字前脱“失”字。

              37、《马可波罗行纪》上册，第277页，冯承钧译本。

              38、《大元毡蘮工物记》，《广仓学窘从书》甲集第二集。

              39、《元史》卷36《文宗纪》5

              40、见陆思贤《关于元上都宫城北墙中段的阙式建筑台基》

              41、见郝经《临川文集》卷32

              42、《草木子》，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4页

              43、《元上都研究文集》345页《元上都的体育和娱乐活动》

              44、《经世大典·礼典总序·燕飨》，《元文类》卷41

              45、《马可·波罗游记》冯承钧译本，第二卷353页

              46、见费志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28页

              47、《元史》卷26《武宗纪》

              48、《萨天锡诗集》前集《上京即事》

              49、《张蜕庵诗集》卷二《宫中舞队歌词》

              50、《元上都研究》51页

      参阅书目：徐进昌《解读上都—徐进昌谈上都文化》，叶新民《元上都研究》，薄音湖《一代天骄和他的继承者》。

      作者：殷继红，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