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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50周年祭

已有 59 次阅读2019-7-17 03:40 |个人分类:毛泽东评论|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谢文斗

写于2009年4~6月         

重发于2019 年7月17日

 

重发序言:庐山会议己60周年了,勿忘历史,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

 

☆                                   ☆                                     ☆

莫斯科获跃进灵感,15年超过英国  1957年  11月7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激情洋溢地宣布,要通过和平竞赛,苏联在15年内赶上并超过美国,从1959年内算起,在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不甘人后的毛泽东,深感这是一个挑战,11月13日,毛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时说,现在两个卫星上天,64个国家的共产党一起开会,这是一个新转折点。我国在1957年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现在生产力还很低,争取15年超过英国,苏联超过美国。那时世界面貌就会大大改变。这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它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从此以后大跃进这个口号响遍全国。11月18日,莫斯科大会上,毛泽东在即席发言中宣布: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中国大跃进号角,向全世界吹响 。

狠反右倾,推动全国大跃进  1957年底送旧迎新之际,国内捷报频传: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毛泽东对一五的成就,既感欣慰也有遗憾。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反冒进,或许将取得更大的成就。坚定了进一步反右倾保守,推动中国大跃进的决心。

1958年1月中旬,在水利建设高潮中,中共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一反冒进,人民就泄气,这是个政治问题,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1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苦战三年,使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变,在今后5年到8年内,普遍地提前实现原定1967年完成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任务……。3月上旬,中央召开成都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批准了国家经委1958年计划的第二本帐(要求农业总产值增长16.2%,工业总产值增长33%)。会议确定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口号作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泽东号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独创精神,正确贯彻建设路线。1958年5月5日的全国八大二次会议上,认为 大跃进标志着我国正在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大大缩短超英赶美的时间,争取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议决定,争取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争取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8月上旬,毛泽东在河南等地视察,看到七里营乡挂出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时,表示赞同。在山东省对省委负责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日报大力宣传徐水县农民正沿着人民公社的道路,奔向共产主义的乐园。 8月28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确定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其中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1万亿斤,钢产量2700万吨……。这就是说,经过1959年这一年的时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少数产品外,其余的都可以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棉花指标可以提前8年完成。中央要求各地按此计划草案编制出本地区计划草案。8月29日,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目前是集体所有制,只要再经过一些时间可以变为全民所有制,并且将为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积极地作好准备。从这种想象出发,会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就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公社所有,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并大办公共食堂,建立起军事化共产主义体制。风起云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将中国引向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潮。大跃进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推进。各地雷厉风行,纷纷提出工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农业上,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竞放高产卫星。人民日报9月18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高产卫星亩产高达130434斤。工业上,确定1958年钢产量从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之后冶金部又根据各协作区对钢铁工业大跃进的设想向中央报告,1959年的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的钢产量可以达到8000~9000万吨以上。毛泽东立即将这个报告批发给各地区、各部门。为了完成1958年钢产量翻番目标, 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土法洋法同时并举,掀起了规模空前的 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城乡普遍建起了炼钢铁的小高炉和土高炉。人民日报9月17日发表《祝河南大捷》的社论,报道9月15日河南省土高炉日产生铁18694万吨,比东北老钢铁工业基地当时的日产量还要高。

1958年的全面大跃进中,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盛行。打乱了正常生产秩序,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业方面钢铁等重工业孤军突出,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没有矿石的地方,就砸烂家庭用的铁锅作原料, 不少地方的森林也被砍光,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日用轻工生产被严重忽视,消费品极端缺乏;农业方面,农村劳动力抽调3818万人到工业上,其余的人还要大炼钢铁。大量农田荒芜,水稻、小麦减产,征购仍按高指标执行,农民口粮不保,同时生猪锐减、菜油缺乏,加之公共食堂敞开肚子吃饭,粮食很快吃光。农村出现严重饥荒,肿病大面积蔓延,人口非正常死亡多起来;基本建设方面,投资规模急剧膨胀,比上年增长84.5%,绝大部分投到钢铁等重工业部门,严重削弱了生活消费等非生产性投资,也使财政不堪承受,出现建国以来最大的赤字。进入1959年后,上述问题更加突出、严重。

反击彭德怀,坚持继续大跃进   大跃进带来的严重问题,迫使毛泽东从1958年11月开始,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部署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错误。然而半年过去,过热的空气并未冷却下来,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生活在饥饿、贫穷、疾苦中,怨天尤人的现象在干部队伍中较为严重。毛泽东担心出现悲观、泄气,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失去信心的局面。他认为高级干部中的这种悲观是对总路线的怀疑,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前景丧失信心。

在此背景下,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开幕。主要议题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会议之前已经开始纠正的(左的)错误,讨论下半年和以后4年的经济工作任务。会议初期,的确有会前定的神仙会的气氛,与会者大都心情舒畅。

受毛泽东表示愿意多听反对意见的鼓舞,彭德怀从7月3日到10日的8天时间内,在小组会上一连作了7次发言或插话,引起大家共鸣。工作人员在整理简报时,出于好意,将发言中最尖锐的、直接涉及毛泽东的词句删掉了,彭对此显得很不高兴。 7月11日下午,会议秘书处关于会议将于15日如期结束的通知,增加了彭德怀要把自己的意见尽快反映上去的急切心情。7月14日下午,彭德怀令王承光(随彭一起上山的军事参谋)将写好的信直接送给毛泽东的秘书。彭德怀的这封信后来虽然被称为万言书,但实际上只有3500多字。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4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

7月14日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7月16他在彭德怀的信上批了一行字: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在信的天头加上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各小组讨论的结果:赞成的意见占多数,也有少数人对信中的内容提出了批评。

7月23日早晨,临时通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情绪激动、声色俱厉,讲了近3个小时,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7月14日写的信。毛泽东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他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对和彭德怀观点一致,走得较近的周小舟等人也开始上纲上线的批评。毛泽东说: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已把自已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非常危险。不相信,将来看。同时,还含蓄地批评了朱德。会议如风云突变,急转直下。会议的宗旨也由纠正的错误变成了实际上的反右倾。

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此后,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批判的内容也由此前基本只限于信和发言本身,转为包括算历史旧账在内的全面的揭发和批判。迫于无奈,7月26日,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就写给毛泽东的信,对照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和26日的指示,作了一次初步检查

8月3日起,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当前的问题不再是反,而是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问题的指示精神,和此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定的调子,分小组开会讨论,主要集中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并从思想认识升级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批判内容也从原来局限于彭德怀这封信,向深度和广度延伸,进入揭批军事俱乐部的新的阶段。由于有了政治局常委会的定调,因而,在8月3日到6日的小组会发言中,绝大多数发言几乎都充满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谴责之辞。

8月7日开始,揭发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这莫须有的罪名更叫彭德怀无法接受,但他已无辩白的能力。从此,彭德怀被认定为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军事俱乐部的主帅,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目。

8月11日下午,全会举行大会,毛泽东发表了一个他自己称之为批判文章的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全面批判了彭德怀等人,提出了处理他们的问题的原则性意见。毛泽东提出两个问题让与会者讨论:一个是彭德怀等人的职务是否需要变动的问题,另一个是否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问题。

8月13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由彭德怀作检讨。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彭德怀的这一次发言,是在会议上第一次写成的书面检讨。他把会议上对他的批评基本上都接受下来,检查他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以及为什么历次对毛泽东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或支持不力、贯彻不力的原因。检查了同高岗的关系。着重检查了这次来庐山以后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承认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中央和毛泽东的。他说: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主要表现在:对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把已纠正和正在纠正的错误片面扩大,说成是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几千万人大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更错误的是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望。这种攻击,正是处于内外夹击的情况下发起的,这就增加了严重的危害性。这些谬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反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我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党内的代言人。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偶然的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右倾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成见,还有个人英雄主义、经验主义。犯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始终没有得到改造,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真正确立。彭德怀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回到党的立场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最后,他提出:人民解放军是党的有力工具,由我这样的人来掌握,是非常危险的。我万分诚恳地提议,撤销我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职务,我愿意接受党的任何处分,请党分配我去做党认为适宜的工作。

8月16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毛泽东继续从理论高度批判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对中共中央刚刚作出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彭德怀作了最后一次检讨,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

八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8月17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为时一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人事安排和会议精神的传达问题。会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部长。

回到北京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彭德怀继续接受批判。

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中央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元帅中排名第二的彭德怀,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继续大跃进,导致中国经济崩溃  庐山会议结束后,一场反右倾运动接着在全国开展,在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同时,党内370余万敢于讲真话的正直之士,被定成右倾反党分子,加以严厉批判、贬黜。实施半年之久的纠左调整措施夭折,左倾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指责,坚决反右倾,继续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强调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在更大跃进的狂热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进一步泛滥,中国陷入了经济全面崩溃的灾难深渊。

  1958年~1962年,在大跃进的折腾下,中国的经济崩溃,(多年来,仅宣传为国民经际比例严重失调。中国经济崩溃的特征是:宏观调节失控,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无力扩大再生产,不能保证劳动者较充分就业,不能确保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无力担负起关爱人民生命的责任。国家统计年鉴资料充分证实了当时中国经济全面崩溃的情况:

1、从经济综合指标看:二五时期宏观经济调节已失控。1962年全国的国民收入仅924亿元,可比口径计算(下同)比1957年减少14.4%,仅相当于1956年水平。而一五(1953~1957年)期间增长53%,年平均增长8.9%。1962国民收入中的农业、轻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均不同程度比1957年减少。重工业以钢为纲,大起大落,其产值1960年比1957年曾增长2.33倍,此后至1960年又减少58.6%,比1958年还低,其效益为负值。外贸出口在1959年达到22.6亿美元(当时汇率 1958年、1959年的增长率为23.8%和14.1%),1960年降为18.6亿美元,1961年和1962年都只保持14.9亿美元,退回到1955年的水平。1962年全国财政收入313.6亿元,仅相当于1957年,且连年赤字累计达180.3亿元,其中1960年赤字率达14.3%。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从1958年的55.2亿元(人均8.4元)减少为1962年的41.1亿元(人均6.1元),其中城镇储蓄(含企业)从35.1亿元(人均32.8元)减少为31.4亿元(人均26.8元),农村储蓄从20.1亿元(人均3.6元)减为9.7亿元(人均1.7元)。

2、从主要生产量指标看:二五时期己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全国粮食产量从1957年19505万吨(人均604斤)减少到1962年16000万吨(人均476斤),净减产3905万吨(人均128斤),减少18%,年平均减少3.88%,已退回到比1952年粮食产量还低的水平。其中:稻谷产量从8678万吨减少到6299万吨,减少27.4%,退回到比1952年还低的水平;小麦产量从2364万吨减少到1667万吨,减少29.5%,退回到比1951年还低的水平。全国经济作物产量减产更剧:棉花产量从164万吨减少到75万吨,减少54.3%,退回到比1951年还低的水平;油料从419.6万吨减少到200.3万吨,减少52.3%,比1949年产量还少;甘蔗产量从1039.2万吨减少到344.3万吨,减少66.9%,退回到1950年水平;桑蚕茧、茶叶、烤烟、水果等的产量也剧减。林业遭受毁灭性砍伐,造林面减少3分之2,带来长期水土流失的后患,林产品产量也锐减。猪、牛、羊肉从398.5万吨减为194万吨,减少51.3%,退回到1949年的水平。肥猪出栏从7131万头减为4300万头,减少40%,退回到比1952年还低的水平。年底生猪存栏数从14590万头减为9997万头,减少31.5%,退回到比1954年还低的水平。役畜也从5368万头减为4018万头,减少25.1%,退回到1952年前的水平。水产品也大幅度减产。

工业产品中的主要轻工业产品,不同程度大幅度减产,都退回到50年代初期水平,如棉纱从84.4万吨减为54.8万吨,减少35.1%;棉布从50.5亿米减为25.3亿米,减少50%;糖从86万吨减为34万吨,减少60.5%。重化工产品有所增长,但钢、铁等产品大增大减,废次品很多。

3、从基本建设投资看:二五时期已无力扩大再生产。这一时期乱上项目,投资暴增暴跌,先是从1957年的143.32亿元增至1958年的269亿(增88.1%),再增至1959年的349.72亿元(增30%),再增至1960年的388.69亿元(增11.1%),接着在1961年降为127.42亿元(减少67.22%),又接着在1962年降为71.26亿元(减少44.1%)不及1957年的一半。建设项目遍地开花,战线拉得很长,摊子铺得很大,后续资金难以为继,形成破产停工状态。因此二五时期的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仅为71.5%,比一五下降12.1个百分点,二五增加的617.62亿元投资,有400多亿元由于后续资金跟不上或项目错误,被浪费掉了。半拉子工程烂尾工程)遍布国中,成为当时中国的一道风景线

4、从劳动就业情况看:二五时期已不能保证劳动者较充分就业。1958年全国职工人数达到5194万人,比上年增加2093万人,增长67.5%。1959年达到5275万人,又增加81万人。1960年又达到5969万人,增加694万人,增长13.2%。此后,1961年全国职工下降为5171万人,剧减798万人,减少13.4%。1962年又降为4321万人,又剧减850万人,减少16.4%。二五后两年共减少职工1648万人。当时曾号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把大量城镇人口遣送到农村。

5、从生活消费品供应与物价看: 二五时期已不能确保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当时国家收购农副产品锐减,虽然曾在1961年和1962年进口粮食681万吨、492万吨,砂糖119万吨、100万吨…… 但生活消费品供应仍越来越紧张, 消费品零售额从一五时期年平均增长10.95%降为4.3%,其中1961年减少10%。主要消费品零售量1957年与1962年比较:粮食从3729万吨降到3295万吨,减少11.6%;食用植物油从103万吨降为39万吨,减少62.1%;猪肉从176.5万吨降为52万吨,减少70.1%;鲜蛋从25.9万吨降为12.7万吨,减少51%;棉布从42.9亿米降为23.8亿米,减少44.5%;针织内衣裤从2亿件降为1.2亿件,减少40%;肥皂从1165万箱降为800万箱,减少31.3%……。供应紧张引起物价暴涨,1961年涨价16.21%(高于正常情况12个百分点),1962年又涨价3.81%。高价糕点、黑市商品泛滥,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仅能买二、三份糕点或一支鸡鸭。人民群众生活万分艰难,特别是农村缺粮、缺油,更缺肉食品,瓜莱度日,还要遭受公共食堂克扣,农民营养严重缺乏,浮肿病普遍泛滥,大批大批地死亡。

6、从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看:二五时期已无力担负起关爱人民生命的责任。1958年至l962年中国出现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特别是庐山会议坚持继续大跃进后的1960年、1961年,人口非正常死亡特别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市区1952~1962年的资料计算,1958~1962年累计,全国(基本上为农村)非正常死亡人口5496万人,占总人口的1.66%。其中:

1958年506万人,占总人口的0.77%;

1959年573万人.占总人口的0.85%;

1960年2537万人,占总人口的3.83%;

1961年1692万人,占总人口的2.57%;

1962年188万人,占总人口的0.28%。

各省市区5年累计非正常死亡人口:

四川省(含重庆),1262万人;

安徽省,620万人;

山东省,560万人;

湖南省,364万人;

河南省,361万人;

江苏省,334万人;

河北省,297万人;

甘肃省,213万人;

贵州省,199万人;

湖北省,174万人;

云南省,157万人;

辽宁省,150万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128万人;

浙江省,117万人;

上海市,84万人;

青海省,80万人;

北京市,70万人;

内蒙古自治区,58万人;

陕西省,48万人;

黑龙江省,40万人;

福建省,35万人;

广东省(含海南),34万人;

山西省,29万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9万人;

江西省,21万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20万人;

天津市,10万人;

吉林省,2万人。

人口非正死亡率在2%以上的地区是:

青海省,1961年46万人,占总人口的21.8%,1960年21万人, 占总人口的8.43%;

安徽省,1960年418万人,占总人口的13.8%,1961年147万人, 占总人口的4.92%;

四川省(含重庆),1960年621万人, 占总人口的9.08%,1961年474万人, 占总人口的7.37%;

贵州省,1960年118万人, 占总人口的7.09%,1961年62万人, 占总人口的3.81%;

甘肃省,1960年87万人, 占总人口的6.99%,1961年66万人, 占总人口的5.45%;

宁夏回族自治区,1961年13万人, 占总人口的6.4%;

内蒙古自治区,1961年58万人, 占总人口的5.08%;

山东省,196O年279万人, 占总人口的5.36%,1959年162万人, 占总人口的3%;

河南省,1960年258万人, 占总人口的5.32%,1961年97万人, 占总人口的2.02%;

湖南省,1960年179万人, 占总人口的4.99%,1961年128万人, 占总人口的3.65%;

湖北省,1960年147万人, 占总人口的4.65%;

北京市,1961年32万人, 占总人口的4.4%,1958年23万人,占总人口的3.64%;

辽宁省,1961年98万人, 占总人口的3.9%;

广西壮族自治区,1960年68万人, 占总人口的3.47%,1961年39万人,占总人口的2.01%;

河北省,1960年107万人, 占总人口的2.83%;

江苏省,1960年119万人, 占总人口的2.78%,1961年93万人,占总人口的2.19%;

云南省,1960年47万人, 占总人口的2.46%

浙江省,1961年61万人, 占总人口的2.32%。

中国在二五期间的极其严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宣告了大跃进的失败。

毛泽东1958年发动大跃进后,即暴露很多严重的问题,打乱了二五时期的经济进程,当即着手加以纠正。庐山会议原本是为继续纠正大跃进错误而召开,但面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得到中央很多人的赞同,毛泽东担心自己的绝对权威受损,改变会议方向,狠批彭德怀的右倾,把他贬黜出中央领导层, 进而孤注一掷,继续贯彻大跃进,希望出现奇迹,挽回声望。结果是把中国陷入了经济崩溃的深渊,徒增4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实是历史上最大的、最惨痛的、最血淋淋的教训,让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蒙羞。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纪念庐山会议5O周年,我们要牢记历史教训:千万、千万不要再做那些瞎折腾的蠢事。一定要以民为本,民生为重,民主治国,科学治国,依法治国。

 

 

依据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房维中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中国统计年鉴─1983》及其它年份的,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出版社。

3、《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21》及其它年份的,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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