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用“知识精英”，而不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中并不都是精英人士，精英人士也并不只在知识分子群体内。但现代精英人士，一定都是有知识的。

一、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历史贡献

2013年10月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纪念会上说：“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等革命青年一道，…………，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经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全国解放。解放后，广大知识分子以高度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日以继夜、废寝忘食，那种无私忘我的热情实为有史以来少有。但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知识分子基本上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乎每一次运动知识分子都是被改造、被整肃的对象。但运动过后，知识分子依旧积极工作，不计前嫌。即使“文革”中受到严重的身心摧残，只要领导上予以宽大平反，都会感激涕零。正像资中筠先生描述的在几千年“颂圣文化”培育下中国知识分子只要圣上开恩宽宥，就自责“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于是文革过后又积极投身工作，一心只想“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改革开放后，最拥护并投身于建设事业的依旧是知识分子。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方面屡建功绩，但仍时受打压，稍有不慎，又会受到各种批判。

十八大后，党中央强势反腐、全面推进改革，实现“四个全面”，知识分子是最坚决拥护的社会群体。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从旧中国落后贫穷羸弱的基础上建设发展到国家今天的现状，知识分子的贡献厥功至伟。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知识分子建不成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有思想、有言论，当社会出现问题时会发声，甚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因此也容易得罪执政者。但知识分子的目的是“求治”而不是“添乱”，是求“长治久安”，而不是“苟安一时”。国家领导对知识分子的建言完全不必怀疑、担心。“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

二、我党领导历来公开主张民主政治

1942年前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多次强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还曾对外国记者表示胜利后要实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1956年毛泽东强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政，并写在尔后历届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1978年邓小平强调要发扬民主说“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上世纪90年代党中央明确“（政治）宣传有纪律，（学术）探讨无禁区”的方针。从1954年制定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至今的现行《宪法》都规定公民有言论和出版等权利 。改革开放后，中央领导呼吁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2013年迎新春会议上习近平号召民主党派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同志们积极建诤言、作批评，帮助我们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我们克服工作中的不足。”“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自2012年习近平主政以来在国内外讲话中曾十多次强调要“和而不同”。

但现实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传来的声音却依旧是各种清规戒律、条条框框。根本问题是我国长期形成的教条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而与时俱进。因此往往把正面文章反面看，从没有问题处找问题，结果处处有问题。

譬如我们曾批判过“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实情况是资产阶级有自由，但没有“化”。他们的资本家没有靠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商品上市赚钱的自由，他们的官员也没有搞官商勾结、贪污腐化的自由，他们的老百姓倒有依法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由，有依法揭发官员违法乱纪的自由。譬如我们批判过“全盘西化”。文化的取舍是人民自己的选择，该化的自然会化，不该化的自然不会化。如服饰文化我们几乎全盘西化了，饮食文化则一点也没有西化，这都是我国人民自己决定的。譬如我们现在常批判“文化渗透”，把“渗透”作为贬义词，其实不同文化相处中自然会碰撞、冲突、交流、渗透、融合、进步，这是自然规律。我是学西医的，我并不觉得西方医学文化对我有什么不好的渗透影响，而是我主动接纳了进步的西方医学文化，为祖国人民服务，有什么不好啊！八国联军后美国放弃赔款，建立了清华大学，设立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资助留学生，这有什么不好啊？只有日本对中国实行的是“文化侵略”，他强迫中国人学日文、学日本历史、崇拜日本的民族英雄、掠夺我国文物等。又譬如，近年来，我们一再反对“宪政”。按常理来说，《宪法》的实施就是“宪政”，《宪法》不实施就成一纸空文。宪政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后人类社会取得的重大成果，宪政不专姓“资”，也不专姓“社”，但从不曾姓“封”。宪政可以姓“资”，也可以姓“社”，但绝不会姓“封”。社会主义宪政应该在资本主义宪政取得进步的基础上再发展成熟，反宪政是反对人类进步成果、为封建主义的亡灵招魂。这些道理既简单又明了，可是在我国意识形态的偏见下就会被歪曲得不知所云，中国就尴尬地成为世界上唯一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异类国家。

由于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片面、僵化和武断，中国现在的政治生态出现了很不正常的现象：一些爱护共产党的人在批评共产党，却被认为是反对共产党； 而想利用共产党的人在吹捧共产党，却被认为是拥护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已经有90多年历史的老党，应该已积累了相当成熟的明辨忠奸、知人善任的经验，不应该在治国理政、处事待人等问题上还如此不知深浅。

三、众多现实问题该怎么解决？

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众多问题关键主要在党内，而且在党内上层。习近平曾就群体事件高发、群众对很多党员和党组织不满，在十八大会后第一次政治局学习会议上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意思是如果党组织和每个党员机体都是健康的，群众为什么会对党不满？如果不从党自身做起，腐败的根子不除，党群关系就不可能改善。而且从历次党内斗争来看，问题主要出在上层，“季孙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自古皆然。

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强大的、稳固的，没有任何国内外反党和反华势力能颠覆共产党的政权。中国现在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科技上都已达世界一流的水平。尽管民间矛盾不断，群体事件多发，原因大多是政府处理不当、侵犯了群众的利益所致。尽管现在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很普遍，但不可能构成对政权的根本威胁。以中国现有安保系统的组织、警力、通信设备、武器装备，任何人都不可能组织对党和政府有不满情绪的人起来造反。中国过去一再发生的农民起义、流民造反等事件，在现在国家的生产力、军备力量、安保力量下都已成为历史。也没有任何外来的敌对力量能够颠覆中国政权，像过去一百多年内中国的屈辱历史不会再重演。除上面已提到的国家实力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尽管平时看似一盘散沙、喜欢窝里斗的中国人民，在外敌侵略时，却总能“以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国当前一方面是深化改革的大好时机，有各种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是改革的困难时期。主要是各种问题积重难返和民主基础薄弱，前者是明摆着的现实，人所共知，这里就不谈了；后者却并没有深入探讨过，也还没有取得人们的共识。下面我简单地谈一谈中国民主基础薄弱的根源。几千年中国的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是不同形式的专制政体轮流执政。“合”时是皇权专制主义，“分”时是军阀专制主义，“分”的时期约占全部中国历史的三分之一。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目标是实现现代民主主义，鉴于中国国情，孙中山提出实现“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经过“军政、训政”阶段后实施“宪政”。孙中山终其一生还没有走出“军政阶段”，蒋介石执政后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实行的是政党专制。中国共产党明确要通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阶段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阶级专政？列宁说得很清楚，那就是政党专政，就是政党最高层内几个人的专政。我国解放后一直到现在实行的还是政党专政。因此，上层领导和基层群众对于民主政治的实施都很陌生。

好的是如周有光先生所说，文化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世界潮流，中国不会例外。 十八大后的党中央对国内外的形势很清楚，对中国的改革也正以强势推进。从反腐破局，建设小康社会切实惠民、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建立良好的体制和机制，以确保长治久安。但随着改革的深入，阻力也将越来越大。那么，党中央的依靠力量在哪里？这是当前十分重要的问题。我想来想去，最可靠的是党内、政府内、知识界内、人民大众内的知识精英。他们是一批道德高尚、能力高强、德高望重，人民信得过的英才，他们可以上达政府，下接地气，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群体。

四、国家领导与知识精英的关系

历代国家领导和知识精英的关系都关乎政局稳定和国运盛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有谔谔诤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君贤”才能“臣直”，唐太宗被颂为千古圣君，他的成功之道首先是能“用人、纳谏”。知识精英和国家领导有不同的历史担当，他们之间应该增进沟通，相互理解。知识精英是理想主义的，该怎么办就怎么说。国家领导必须是现实主义的，能怎么办才这么办。知识精英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国家领导应该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尤其不应该再搞“以言定罪”那种弊政。知识精英不能要求领导都听自己的；国家领导不能要求下面只说自己想听的。知识精英应该多谋，深思熟虑、匡正时弊；国家领导应该善断，广听博采，谋而后定。知识精英切忌自作聪明（如杨修），切忌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如贾谊）；国家领导切忌予智予勇、人莫予毒。知识精英应该披肝沥胆、直言面君；国家领导应该虚怀若谷、从谏如流。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领导和知识精英的关系处不好，将上下离异、人心丧失，直至天下嚣嚣、国无宁日； 而关系处好了，会上下齐心、风云际会，故而“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历代统治者的成败往往在于能否处理好这层关系。我们不希望看到十八大后党中央的宏图伟业，功败垂成，我们迫切希望今年六中全会能成为开启我国意识形态和平转型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苟能如此，则民心可期、中兴有望，人民幸甚！国家幸甚！！

五柳村2016年1月16日收到。本文是秦先生参加“周有光先生111周岁华诞”时的发言。也发在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