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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近代科学要摆脱天人合一

已有 3746 次阅读2016-4-30 01:41 |个人分类:教育与学术|系统分类:科技教育| 杨振宁, 天人合一, 易经 分享到微信

杨振宁的演讲《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全文 已在五柳村发出。

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 众学者质疑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2日 08:50 北京科技报

科技时代_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 众学者质疑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

作者:杨猛
刚刚在北京结束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向《易经》“开火”。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媒体以《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为题报道。近日,国内易学研究权威学者通过本报谈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杨振宁:近代科学要摆脱天人合一

  杨振宁先生在演讲中说道: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曾讨论过近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国萌生,我觉得和《易经》有很大关系。”

  杨振宁认为,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是受《易经》的影响。如果归纳一下今天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发现其中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归纳法,一条路是推演法。近代科学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比如Maxwell方程,就是运用了两者结合的方法,今天发电机,电话、无线电、电视网络通信激光等等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而所有的这许多都基于Maxwell方程式。

  中华文化的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观物取像,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易经的精神分类、精简、抽象化是归纳法的精神。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非常好的例子是明朝末年的学者徐光启。

  徐光启第一个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史上一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变成规律化。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徐光启翻译后了解到,推演法的一个精髓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是摆事实,次序没关系,重要的是最后的结论。可惜徐光启的译著只翻译了前六章。没在中国产生应有的影响,所以推演法没在中国生根。

  杨振宁认为在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比如天人一物、理一分殊。《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杨振宁最后表示,他并非是想攻击中国的传统哲学,因为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从天人合一产生的观念是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因为植根于天人合一、所以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

  国内易学专家称杨振宁的观点“有很多常识性错误”。

  著名的易学专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认为,杨先生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比如,杨先生说周易只有归纳,而没有推演。可是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

  另外一个目前属于国内易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该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认为,杨振宁的演讲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出发点令人欣赏,但是其中牵扯到易经的有些地方的确值得商榷。比如杨振宁说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周之前的甲骨象形文字就有单音字出现。

  其实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反思从李约瑟就已经开始。杨振宁先生的观点基本是李约瑟的一个延续。究竟是不是易经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与进步?该人士认为,评价中国近代科学,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比如西方文艺科学的发展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适应了社会需要的产物。

  另外,杨先生说易经没有演绎法,所以导致科学裹足不前。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古希腊时期就有一大堆演绎法,比如演绎逻辑和形式逻辑。但是为什么也没有产生牛顿呢?他并不否认中国近代科学精神的缺失,但是把原因归结于易经,“显然有失公允”,容易误导对于古代哲学的认知。他认为,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已经有很长历史,认为天与人是同一性的,人首先是个自然物。而西方哲学的观点,讲究主客观,西方传统,近代科学,讲究人和自然是对抗的,这涉及东西方思维的差别。况且,“只有思维方式还不够,关键是社会条件”。

  欧洲近代的科技之路不是唯一的发展向度。

  另一位周易学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萧汉明教授介绍说,十六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与科学方面的发展一直远较欧洲卓有成效,然而近代科学为什么首先出现在伽利略时代的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这其实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萌生过浓厚的兴趣。

  由于杨先生特别注意到《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与影响,又由于杨先生以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向度为唯一尺度,所以杨先生得出一个结论:《周易》没有推演法,因而阻碍了中国科学走向近代。如果就历史事实而言,中国在近代不仅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科学,也没有走出中国自身的近代科学道路。这个历史事实,是否一定要归咎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杨先生认为中国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把技术当作“奇技淫巧”,这个观念的确在历史上出现是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特别值得一议的是,《周易》是否对科技采取拒斥的态度?萧汉明教授认为,如果考察一下公元前四百年前后问世的世界性名著,那么有哪一本书曾经明确无误地宣称过它对科技具有促进作用呢?回答恐怕只有《周易》。

  在《周易·系辞传》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将“制器尚象”列入圣人使用《周易》四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说明《系辞传》作者十分看重易象对制器的作用。依据作者所举之例,诸如耒耜、舟楫、服牛乘马、臼杵、棺椁、书契等古代发明,都与易象有密切关系。

  萧教授介绍,《周易》的确不具备欧几里德《几何原理》的思维路向,它所重视的是取类比象的分类法与易象的模拟功能。

  以取类比象而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1892种药物按无机界的水、火、土、金石,植物界的草、谷、菜、果、木、服器,动物界的虫、鳞、介、禽、兽,最后到人,共十六部六十类,其先后次序包含着由低向高的进化程序。达尔文称此书为“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时珍的分类法比林奈的分类法还要高明,因此《本草纲目》可以看作是中国科技刚刚踏入近代科技门槛的代表作。如果中国科技在近代不是由于封建专制体制的制约,《周易》的思维方式将会促使中国科技走出自己的近代之路。

  再从传统医学看,当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后,西医的解剖生理学迅速被传统医学汲取,但传统医学的经络学说至今还受到西方的排斥。这是由东方与西方两种不同思维所决定的必然的历史现象。

  杨先生说:“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个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萧教授认为,杨先生此说抓住了西方近代科学的本质特征。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医学注重四季气候变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从这个基点出发,如果中国医学有自身的独立的近代进程,那么它也决不会抛弃由此得出的一切相关结论。由此可见,如果中国有自己的近代科技之路,那么它决不会出现与西方完全雷同的发展向度。

下面是《晶报》的报道



杨振宁炮轰《易经》 称其阻碍科学启蒙
    2004年09月25日  06:16    晶报

晶报讯刚刚在北京结束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向《易经》“开火”,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在演讲中说:“很多人曾讨论过近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国萌生,我觉得和《易经》有很大关系。”杨振宁认为,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是 把归纳法和推演法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中华文化的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但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

杨振宁认为在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 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 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

杨振宁最后表示,他并非是想攻击中国的传统哲学,因为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从天人合一产生的观念是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

著名的易学专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认为,杨先生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比如,杨先生说周易只有归纳,而没有推演。可是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 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一个国内易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认为,杨振宁的演讲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出发点 令人欣赏,但是其中牵扯到《易经》的有些地方的确值得商榷。

中山大学哲学教授袁伟时日前撰文指出:“在这次论坛上,杨振宁先生分析《易经》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危害,显示了一个大师令人景仰的风度,可惜,这样的反思尚属凤毛麟角。”(综合)



作者:综合    编辑:

发展近代科学,一定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

    《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传统思维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进一步使得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

    发展近代科学,一定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


    本刊记者/方玄昌 郑伟庭(整理)


    《易经》不易。作为“六经之首”,它在产生后3000多年,还被学者“指责”为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诞生的罪魁之一。


    当然,更多的人会对这种“指责”进行反驳,试图为《易经》平反。


    2004年9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提出观点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的论点立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争论的中心论点扯出了一个老话题——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有着先进文明的中国萌芽。


    正如杨振宁自己所说的,加入讨论的人们大多数对他的观点持反对意见,但他的观点并没有被压倒,一小部分支持他观点的人士也显示出力量。杨振宁认为,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持有他的这一观点,但他们中很多人都迫于学界压力,不敢公开宣称自己的观点。


    争论的高潮出现在2004年10月23日。这一天,由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国》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杨振宁、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等知名人士参加了这次论坛,并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尽管众多的专家和学者在论坛上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显然没有为这一争论划上句号。


    杨振宁:“天人合一”和推演法的欠缺阻碍科学诞生


    杨振宁在他的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李约瑟难题”这一概念,但他把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放在他论题的首位。


    杨振宁把原因归结为五点:

    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

    第二,科举制度。

    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

    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

    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杨振宁认为,其中第四点和第五两点跟《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可置疑,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杨振宁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这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


    至于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杨振宁引用明朝末年大臣兼大学者徐光启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徐光启最早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翻译了前六章)。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直至牛顿科学思想的形成。


    “徐光启在翻译了以后,了解到推演法一个特点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杨振宁在报告中说。

    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徐光启的翻译本存世近300年,在中国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杨振宁认为,这显然跟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容易接受推演逻辑有关。


    另外就是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杨振宁认为,这种思想“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另外,杨振宁认为中医理论中把疾病与医药分成阴阳、寒暖、表里等的分类,也是受《易经》理论的影响而来。


    报告中,杨振宁还指出《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另两个方面:“《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


    杨振宁一再强调,他提出这些观点,并没有攻击传统哲学的意思。他对“天人合一”的内涵中更重要的“天人和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董光璧: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


    似乎是对杨振宁所阐述的“《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三个方面”的一种回应,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董光璧,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发言,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第一是从文化的结构和演化来看传统,第二是从当代人类面临的挑战看中国传统文化,第三是从如何改变当代中国科学落后的状况来看易学研究。”


    然而,董光璧老先生的讲话过于学术化而显得有些深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自己也认为,当时参与论坛的听众,恐怕绝大多数不能真正领会他的某些话的含义。


    “所谓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在为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找原因,严格讲这不是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在采访时董光璧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找造成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原因,那么制度问题应该位列第一,因为工业文明时代是制度主导文化的时代。他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他强调,”不要把不成功的原因归罪于自己的祖宗,这会让本来应该负责任的统治者和当事人逃脱责任“。


    关于逻辑问题,董光璧说,中国没有系统的逻辑学,这一点必须明确,这显然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逻辑有些特征跟西方相比却有优势。“西方有归纳和演绎两大逻辑系统,他们习惯上把从特殊-特殊归到归纳里,一般-一般归到演绎里。中国逻辑的特点在‘特殊-特殊’和‘一般-一般’的推理,仅从对称考虑也应该有其一定的地位。”


    董光璧举例说,中国有互补或者说对称推理,即有阴必有阳,这样的思想在现代科学中已经显示了它独特的意义。“我们看看发现正电子的过程,既然发现了负电子,根据对称原理推论,就一定会存在正电子的。”


    陈方正:中医药是中国成功的科学


    参与论坛的还有一位嘉宾,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教授。陈方正原本是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后来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次论战中,他提出观点:由于实用主义的驱使,中国产生了自己的科学,那就是中医。


    “中国的主流文化完全是实用的、入世的,它就会促进一种实用性的科学。我在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个观点,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不是没有科学,中国的科学不是不成功,而是成功的,只是我们没有看见而已。就是在中医药。”


    陈方正还认为,中医药有自己系统的科学理论。“在汉代,《黄帝内经》出现了,《男经》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出现了,这些书里都有高度理论性的东西,也有实用性的医方。”


    陈方正认为,也因为这种实用性思想,它就没有推动力学、天文学、理论数学的发展,因为在古代,这些没有当下的可理解的实用价值。


    陈方正还对中医药的“现象学”(根据观测,依凭经验建立模式理论)理论在未来的前景表示乐观。“我们可以举出例子来:现在科学的一个热潮就是基因学,基因不能完全用一个理论来解释它,当然,整个基因科学是需要数理科学的支持的,可是它的基本精神是现象科学,是描述性的。这个跟我们中医药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但陈方正也承认,中医的未来可能还是要靠西方的推理性的、逻辑性的数理科学来支撑。


    一场永远得不到结论的论战


    针对陈方正“中医药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观点,一向温文尔雅的杨振宁激烈地表示:“如果中医药以后还按照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走下去,那么它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前途!”


    另外一个与会嘉宾、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钝以及董光璧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都认为,按照现代科学的定义,中医药无论如何都不是科学。“中医药采用的不是那种建立在实验和推理基础上的、培根以后建立起来的近代科学方法。因此,中医不是一种近代科学,而应该归结为传统科学,一种学术传统。”刘钝说。


    而针对杨振宁认为《易经》没有推演法的观点,论坛中有听众也激烈地表示反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进而演化成六十四卦,就逻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推演法。”更有甚者,还有人认为,从“卦象”而知“吉凶”,这也是一种推演。


    刘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拿《易经》算卦,那显然是文化中的一种糟粕,《易经》里面的预测方法跟科学的逻辑概念显然相差甚远。


    刘钝认为,杨振宁的三个论点中,其中两个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什么好讨论的。“第一个是易经影响中国文化的思路,杨先生用它来解读近代科学在中国缺席的原因之一,确实是这样的。第三个是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观,我也觉得没有错。有争论的应该是第二个,《易经》是否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还有待于史实考证。”


    争论的焦点最后重回到李约瑟问题。刘钝说,李约瑟问题是没有惟一答案的,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在李约瑟之前,最早在17世纪,一些传教士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有先进的组织和文化,却在自然科学上这样落后?但至今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历史问题跟数理问题不一样,历史问题只是提供讨论的一个平台。他有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来解。最普通的解是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然后还有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国的文官制度,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甚至中国的语言。这些以前都讨论过。杨振宁从《易经》的角度来讨论,认为《易经》至少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这也可以说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回应。”刘钝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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