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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

热度 1已有 288 次阅读2019-4-2 20:35 |系统分类:军事分享到微信

[按]这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艰苦年代的真实记录,这段记录说明了美国人民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和理解.当我们深入认识美国时,一定要把美国人民同美国上层统治集团分开。虽然现在美国政府在执行遏制中国的政策,但相信这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一样,并不代表美国人民的意愿。
 
  1944年7月22日,一架灰色的美军C47运输机从重庆起飞,向北方飞去。两架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战斗机随即起飞,为这架运输机护航,它们的目的地是延安。 运输机上的乘客是美军延安观察组的第一批九名成员,他们代表美国军方和政府,肩负着进驻延安、开辟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通道的使命。这九名观察组成员大都三十岁左右,面对进驻延安的使命,他们都非常兴奋。 
  在延安简陋的机场上,一群穿着灰色军服的人们正对着南方的天空翘首张望,他们中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中午时分,这架美军运输机终于出现在人们的眼中。 
  随后,运输机在这条群山之间的黄土跑道上顺利降落,滑行。为了给后面那两架护航的战斗机让出跑道,运输机在跑道尽头转了弯,不料,突然间,飞机的左起落架陷进了跑道边上一个坟坑里。 尽管机组成员和乘客都没有受伤,但美军观察组初次降落延安时发生的事故,似乎已经预示了什么。 观察组的职业军人和职业外交官们很快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在组长包瑞德的带领下走出飞机与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 
  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在1944年跨越意识形态的巨大鸿沟,把这些“中国通”们派到延安来呢? 
  大约四年前,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中日交战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海军为打破战争僵局,彻底扫清南进路途上的障碍,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第二天,美英等西方盟国对日宣战,9日,中国政府也向日本正式宣战,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形成了。 为了更有效地协同作战,美国政府不仅加强了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也对不断开辟敌后战场,捷报频传的共产党武装产生了越来越深厚的兴趣,希望与共产党领导人直接接触。 
  重庆红岩村是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设在陪都重庆的一扇窗口。四十年代初,经常到访的不仅有大后方的军政要员和各界代表,许多国际友人也都是这里的座上客。常驻重庆的周恩来以他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冲破了国民党的政治封锁,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开拓了极大的空间。 经常到访红岩村的客人中,有两位年轻的美国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和戴维斯。戴维斯和谢伟思都出生在中国四川,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成长的经历,不仅让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也使他们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了解。 
  1944年1月,戴维斯和谢伟思通过不同渠道,同时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内容相似的正式报告,建议向延安派遣常驻军事和外交人员。 但戴维斯和谢伟思的两份内容相似的报告却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谢伟思的报告被美国国务院一位头头批上“荒谬、可笑”等字眼后退回。 戴维斯的报告则被直接呈递给罗斯福总统的顾问霍普金斯,霍普金斯知道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同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于是他立即将戴维斯的报告上交给罗斯福。由于戴维斯的报告有效地启动了美军观察组的准备工作,戴维斯被一些美国史学家称为“美军观察组之父”。 说到美军延安观察组的起源,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是一定要提到的,他就是美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 得到美国政府派遣延安观察组的明确指令后,驻华美军和美国大使馆就开始了与国民政府的协调,但蒋介石方面对美国派遣使团前往延安的建议采取阻碍与推脱的对策。一时间,美军观察组似乎还没有启程就已经搁浅了。 
  1944年5月,罗斯福接见了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是美国总统短期内第二次在白宫接见这位毛泽东的朋友。这次谈话使罗斯福更加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决心。 6月份,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他是美国建国以来访问中国的最高在职官员。21日,华莱士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向延安派遣美国使团是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在美国的压力下,有求于美国的蒋介石不得不退让了,于是华莱士提出这个使团要尽早成行。 经过重庆、延安和美军三方面协调,这个使团被正式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迪克西的本意是指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各州。 
  观察组的通行证拿到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组建这个小组了。史迪威将军提出,组长的人选必须是一个中国共产党能够接受和尊重的,最好是能说流利中国话的美国军官,五十二岁的包瑞德上校成了最佳人选并得到了最终批准。 包瑞德来自以大峡谷闻名的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来到中国。担任美军观察组组长之前,包瑞德曾在美国大使馆和美军多支部队任职,对外交军事都不外行。他性格幽默随和,待人宽厚。在以后的日子中,他得到了几乎所有观察组年轻成员的敬重。 
  观察组成员名单上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约翰·谢伟思,当年三十五岁,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 抗战爆发后,谢伟思在中国大后方各地进行了多次深入考察,并向美国政府递交了很多有影响的报告,由此受到了史迪威将军的器重。在美军观察组组建时,史迪威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思一致认为,由谢伟思担任观察组的政治顾问再合适不过,因为他不仅能成为一个敏锐的政治观察家,也将是一个忠实客观的记录人。 
  整个美军观察组由十八人组成,他们来自美国外交系统和海陆空三军,并代表了军医、情报等部门和许多技术兵种。 这十多位年轻的美国人都将是第一次去延安。延安在普通美国人眼中是神秘的,一方面,埃德加·斯诺等进步美国记者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深度报道已经影响了一代美国人;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多年的反共宣传使有些人误以为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非常落后的。因此他们又把进驻延安看做是一次探险。 
  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在重庆的一个庆祝活动上,观察组的海军上尉希契和陆军上尉科林见到了宋庆龄。对于这位中华民国的“国母”,美军官兵都充满了敬意。得知眼前的这两个美国年轻人是即将出发的延安观察组成员,宋庆龄向他们表示了由衷的祝贺,并告诫他们说,不要听信任何关于延安的传言,要用一颗不抱成见的心去观察和思考。 
  自从接到美军延安观察组即将成行的正式通知后,中共中央就开始了积极的准备。6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了美国军事使团来延安和即将开始的国共谈判的问题。会议还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担任组长的是杨尚昆。 从这之后到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一个月里,毛泽东又多次过问了接待美国观察组的准备情况,并亲自到延安机场视察安全保卫工作。 
  7月21日,也就是美军延安观察组启程的前一天,组长包瑞德上校从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拿到了一纸正式的指令,指令详细地列出了观察组在延安的任务,主要是收集共产党军队已获取的日军情报、和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各方面的综合情况,并协调营救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 7月22日上午,载着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九名成员的C47运输机终于从重庆起飞,曾经的种种障碍,就像机翼下的重重山脉,被一座座甩在了身后。机上的九名观察组成员,作为美国政府的使者,正飞向一片陌生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这次航行比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破冰之旅早了近三十年。 
  1944年7月22日,在那个令中美人士虚惊一场的事故之后,中共中央在机场上为美军观察组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然后延安军民敲锣打鼓地把美国客人们迎进了延安城。 为了修复跑道,以便观察组第二批成员能尽快到达延安,当天下午,一支部队进入机场,开始平整跑道。熟悉机场建设的美军观察组成员们也前来助阵。随后赶到的叶剑英将军在问候了观察组成员后,撸起袖子就加入了工作。这一举动让观察组的成员们备感惊讶,因为,在国民党军队中,不用说叶剑英这样的将军,即使是普通的营长或连长,也不可能与士兵们一起劳动。将军的举动感染了在场的美军军官们,他们也兴致勃勃地加入进来。 听到新来的美国人正在帮助修机场,很少能见到外国人的延安人扶老携幼,都到机场来看热闹,最后,连毛泽东也兴致勃勃地赶来了。 
  四天后,毛泽东在他的窑洞中为观察组成员举行了正式的晚宴,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也参加了宴请。面对这群远道而来的美国年轻人,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有多重要吗?你们的副总统都要亲自来中国说服委员长为你们放行呢。毛泽东的幽默打消了美国客人一时的拘谨,他们争着向毛泽东和朱德敬酒。 谢伟思是观察组成员里中文说得最好的,他甚至能听懂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湘潭口音。毛泽东发现,与观察组其他成员相比,作为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秘的谢伟思,显然是负有政治使命的。因此,他在席间问谢伟思道:“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设立一个领事馆?”谢伟思回答说,这有一些实际困难,首先是在这一地区的美国人太少了。毛泽东还对谢伟思说,如果战争一结束观察组就撤离延安,那将会是国民党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刻。 
  观察组成员全部是第一次到延安。他们最初的住处在延安城南关的交际处,这是延安通常用来接待外国客人的地方。年轻的美国客人们对窑洞充满了新鲜感,但更令他们感到新奇的是一种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包瑞德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共产党联络员首先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件事,当我们想要什么东西时,不要用住在远东的外国人常用的口气喊“伙计”,而要用一种合适的音调叫“招待员”。包瑞德写道:尽管来延安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伙计”一词有什么不好,但此时我觉得,共产党的看法是正确的,“伙计”这个词是待人不平等的称呼。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状况比美军观察组的期望要高得多。当时边区政府的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元老林伯渠,副主席由民主人士李鼎铭担任,由于1944年的大部分时间林伯渠都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民主人士李鼎铭就担任了边区的代主席,边区各级政府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左派代表和中间派各占政府领导成员的三分之一。 包瑞德回忆说,他在国统区亲眼看到捆成一串的老百姓被抓去当兵,但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现象,在边区,参加十八集团军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由于运送第一批观察组成员的飞机受到损坏,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成员一周后才调出另一架运输机运送第二批九名成员,他们中有观察组中惟一的海军军官希契。和第一批成员一样,他们在机场上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美军观察组到齐了,各个成员按照他们预定的职责,迅速进入了角色,刚刚开始的时候,小伙子们工作经常要熬到后半夜,但包瑞德上校治军严格,他要求,不管前一天晚上大家忙到多晚,第二天必须六点半起床出操。因此,在充满朝气的延安,这十多个美国人也保持了积极向上的工作状态。 
  许多年后,美军延安观察组成员科林出版了他在延安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谢伟思在这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些美国人在延安见证了正在孕育的新中国,我们认识到,美国人和中国人可以也必须一起工作。 
  美军观察组是在1944年7月进驻延安的。他们最迫切的任务是要与毛泽东直接接触,从而随时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一些重大国内国际问题上的态度,并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发给华盛顿的最高决策层。承担这项使命的是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谢伟思。 枣园,因为枣树多而得名。1943至1946年,毛泽东和妻子女儿就住在这几间带小院儿的窑洞里。他与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也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毛泽东与谢伟思的第一次正式谈话是在1944年的8月23日,也就是在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整整一个月之后。美国的史学家们认为,毛泽东是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并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了意见后,才召见谢伟思的,因为毛泽东明白,尽管谢伟思本人级别较低,但作为驻延安的美国最高外交官,他代表的是美国政府。 这一次谈话长达六个小时,毛泽东一直主导着谈话,他对谢伟思详细分析了中共对当前国内和世界形势的看法。他说,中国共产党希望知道,美国政府在战后是愿意支持一个独裁的国民党政府,还是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但毫无疑问,一个民主与和平发展的中国才符合美国的利益。至于中共对美国的态度,他说,美国是战后最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国家,我们欢迎美国战后到中国投资。 毛泽东与谢伟思的多次谈话内容,都由谢伟思写成客观的报告,经美国大使馆发回华盛顿,为国务院的官员们争先传阅。 
  美军观察组的科林上尉和另外两位成员历属于美国战略情报局,这个机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在二战中负责对轴心国的情报战。美军总部将这几位情报局的年轻特工直接纳入延安观察组,是希望能够更有效地获得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已经掌握的日军情报。但是,在观察组出发前,重庆的美国将军们不无担忧,中共会不会对他们的到来心存戒备?会不会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 但实际上,延安对盟军敞开胸怀,全面合作的态度令他们非常满意。美军观察组到来后的两个月中,十八集团军总部就向他们提供了一百二十多条关于日军的重要情报,与此同时,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还发现了一个直接获取日军情报的重要渠道。 
  今天,在延安宝塔山的半山腰上,树立着一尊黑色的石碑,它是为了纪念60年前在这里的一所特殊学校而树立的,这所特殊的学校名叫“日本工农学校”。在这座石碑的后面,至今还保留着一排学校的校舍。尽管当时的经济条件还不尽如人意,但日本工农学校的校舍盖得宽敞结实,是延安比较好的房子。 六十年前,这所学校也引起了美军观察组的极大兴趣,因为这里的学生实际上都是日军战俘,但他们都穿着十八集团军的军装,被主人们称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盟员”或“日工校的学生”,当时总数为一百五十人。包瑞德记得,重庆郊区关押着仅仅二十五个日军战俘,仅从数量上看,就可以比较出国共军队不同的抗日战果。然而,更让美军观察组成员惊讶的是这些日本学员的精神状态。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日军官兵都是毫无理性的杀人机器,即使被俘也顽固不化,但这里的日本人却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他们都要求参加十八集团军,与侵华日军作战。 这些特殊的学员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前线十八集团军各部队去工作,平时他们会帮助鉴别缴获的日军装备上的日文标识,从而获得日军作战序列的情报;在进攻日军的据点时,他们会在前沿喊话,瓦解日军的军心。 
  十八集团军总部允许美军观察组的所有成员随时与这里的150个日本学员自由接触,以便他们了解美军需要的、更深层次的日军情报,这使科林上尉等特工人员受益匪浅。 十八集团军成功改造日军战俘的奇迹经观察组发回美国后,战略情报局的将军们异常惊喜,他们专门制订了一个对日情报战计划,准备将这些坚定的日本反战人士培训成间谍,送到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本土。然而,由于二战的胜利比预想到来的快得多,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行。 
  刚到延安不久,美军观察组就建起了气象观测台,定时放探空气球,为来往延安的飞机提供气象保证,并把数据发送到重庆驻华美军总部。 1944年,陈纳德将军统帅的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已经基本取得了在中国大陆的制空权,飞虎队的重型轰炸机还经常从大后方起飞,越洋轰炸日本本土。这样一来,中国东部的气象情报对飞虎队来说就越来越重要了。 从此,驻华美军有了更可靠的气象情报。当时美军在中国大陆协助建立了十个同样规模的气象站,延安气象站代号为10WX。据后来美军总部评价,延安气象站提供数据的可靠性,在中国十个气象站中名列第一。 
  观察组另一项使命也是与美军航空队有关的,那就是协调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及其游击队营救在敌占区跳伞的美军飞行员。 得到观察组营救遇险飞行员的请求,中共中央军委立即向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下令,对跳伞的盟军飞行员必须全力营救。 当时,经过七年的作战,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已经在敌占区开辟了广阔的根据地,在华北和华东,日军及傀儡部队仅仅占据着铁路沿线的大城市,而更为广阔的山区和平原控制在共产党部队的手中。因此,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自信地告诉包瑞德,只要美军飞行员跳伞落在铁路线十公里以外的地区,他们就安全了。 
  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后不久,一架受伤的美军B—29轰炸机迫降在苏北新编第四军根据地附近,新编第四军张爱萍部立即派出部队赶赴出事地点营救,与此同时,附近的日伪军也闻讯而来,企图俘获这些飞行员。经过激烈战斗,新编第四军在牺牲三名战士的情况下,救出了五位美军飞行员。 这之后,不断有在敌占区跳伞的美军飞行员经十八集团军或新编第四军营救脱离险境,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解放区军民共营救了一百二十多名美军机组人员和其他军事人员。 
  1944年,边区大生产的成果已经显现出来了,陕北的军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包瑞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发现十八集团军士兵穿着胶底布鞋,而大多数国民党部队穿的是草鞋。 然而,对比起来中国之前的待遇或是在美军基地的水准,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生活环境是相对清苦的。他们刚到延安时,吃饭主要依靠从重庆空运到延安的面包和军用罐头,接待组的工作人员于是尽了最大努力为他们改善伙食。 包瑞德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次朱德总司令来观察组驻地看望他们,并留下来一起吃饭,朱德边吃边评论说,这饭半中半西,应该很合你们的胃口吧?包瑞德回答说,是呵,我们都很喜欢这里的伙食。 
  延安的生活虽然不失俭朴,但永远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朝气。王家坪是抗战后期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所在地,这里离美军延安观察组的驻地不远,观察组的成员们经常到这里来办事。离军委大礼堂几十步远是当年延安著名的军委桃林公园,以桃树多得名,当年,这十四亩地的小公园是共产党领袖们周末消闲娱乐的唯一场所。 每周六晚上,这里都有一场俭朴的舞会。在观察组驻延安的两年多时间里,跳舞成为这些美国人的主要娱乐之一。通常用来为舞会伴奏的是一只破旧的留声机,后来延安组建了一支小乐队,但只有小提琴、风琴等最简陋的乐器。这个舞会最让美国客人难忘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参与。 每当毛泽东在舞会上看到观察组的美军军官,他就会走到圈外,和他们聊上几句。 
  谢伟思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提到了一次毛泽东与他在舞场边的谈话,谢伟思说,十八集团军与老百姓亲密的联系给观察组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说道,当然,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这次谈话进行了大约二十分钟。直到一位女军人上前请毛泽东跳舞为止。 
  对于延安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美军观察组带给了他们无尽的新奇感,他们的白皮肤、笔挺的军装、好吃的巧克力、神奇的吉普车都成为当地人长时间议论的话题。 
  美军观察组几个月来卓有成效的工作,让史迪威将军非常满意,为表彰观察组特别是包瑞德的工作成绩,驻华美军总部决定授予他个人一枚荣誉军团勋章。10月25日,一位美军准将特意从重庆赶到延安向包瑞德授勋。让包瑞德受宠若惊的是,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都前来参加受勋仪式,并对他表示由衷的祝贺。在戴上勋章之后,一位女军人走上台来,为包瑞德献上了鲜花,她就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 随后,延安还举行了庆祝大会,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发言,对美军观察组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美军观察组正在延安顺利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然而在重庆,驻华美军最高司令长官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却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早在1941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缅甸时,史迪威就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腐败和消极抗日非常不满。于是,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两项建议:第一,由史迪威指挥所有中国军队,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部队;第二,将援华军用物资平等地分配给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这两项建议得到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的支持,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激烈反对。 
  9月,在加拿大魁北克与丘吉尔会晤的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敦促他立即授予史迪威将军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全权。 罗斯福的这封类似最后通牒的信,让蒋介石恼羞成怒,他随即取消了与赫尔利的晚餐和几天内与美国使节有关的所有活动。但平静下来后,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与美国政府摊牌的大好时机,他一直想把桀骜不驯的史迪威排挤出中国,但苦于找不到借口和时机,此时蒋介石认为,机会来了。 
  几天后,蒋介石对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说,如果任命史迪威指挥所有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可能会叛变;史迪威缺乏政治头脑,连现有的工作都干不好,更不用说指挥全中国的军队了。因此,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将史迪威召回。 史迪威却完全没有料到即将到来的危机,他随即向华盛顿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即由他本人亲自去一趟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洽谈军事合作。消息通过美军观察组转递给中共中央后,毛泽东、朱德立即对史迪威表示了真诚的欢迎与期待,因为他们都与这位同情中国人民的美国将军神交已久了。 
  然而,史迪威已经没有去延安的机会了。10月18日,史迪威突然接到华盛顿的正式命令,要求他48小时内离开中国。史迪威无奈地叹道:“斧子终于砍下来了。”在重庆的最后两天里,他还抽出宝贵的时间,去向他尊敬的宋庆龄告别。 临行前,史迪威给朱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非常遗憾今后不能与您和您卓越的部队共同战斗了。 
  11月份的陕北已是非常寒冷了。此时,一支十八集团军的精锐部队——三五九旅正誓师南下,准备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去华中开辟根据地。看到这支部队即将出征,扛着他们缴获的日军三八式步枪上阵杀敌,包瑞德不禁感慨万分。他后来在回忆录上写道,共产党正在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派到抗日前线,可惜史迪威已经离开中国,不能用美国的武器运来武装这支优秀的部队了。 
  史迪威曾经积极倡导和推动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现在他奉召回国,那么美军观察组的命运将会怎样呢?包瑞德和其他成员都忧心忡忡。 
  坐落在延安市中心的延安中学是一所国家级示范学校,在这所学校的校址上完好地保存一排坚固的房子,虽然今天看起来它们与周围现代化的校舍相比是那样的不协调,六十年前,它们作为延安最好的住宅之一,曾接待了一群最特殊的客人――美军延安观察组。 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7月进驻延安,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每个星期都会有一次美军航班往返于重庆和延安,为观察组运送后勤设备和物资。这就意味着延安有了一条通往外界的更便捷的渠道 
  1944年11月7日,一架来自重庆的美军航班飞临延安,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只知道机上有重庆来的美国官员,便通知了周恩来,于是,周恩来与包瑞德一起出现在接飞机的人群中。飞机停稳后,机舱里走出一位高大英俊的美国将军来。惊讶的包瑞德告诉周恩来,这人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周恩来立即对包瑞德说,你在这儿陪他,我去请毛主席。包瑞德形容说,过了一段比预想要短的时间,毛泽东、朱德与周恩来一起带着一连士兵赶到了。双方见面后,这连士兵作为仪仗队,参与机场上为赫尔利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 
  赫尔利于1944年9月初作为罗斯福的特使来到中国,随后便对蒋介石排挤史迪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时,赫尔利也在积极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10月底,他选派自己的亲信麦克纳里上校借着给包瑞德授勋的机会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转达了希望接触谈判的口信,紧接着,他又在重庆会晤了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11月7日,美国大选结果公布,罗斯福总统顺利连任,赫尔利终于扔掉了最后一丝顾虑,飞向延安。由于此行非常仓促,到达延安后,赫尔利才发觉没有带御寒的冬衣,观察组成员约翰·科林上尉把自己的棉风衣借给了赫尔利。 尽管赫尔利的到来事出意外,中共中央仍然非常重视,在赫尔利抵达延安的第二天,双方就开始了关于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这是历史上毛泽东亲自参与的为数不多的几次谈判。 
  一天之后,双方达成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五点建议。 这五点建议不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在战后的合法性,还将共产党与国民党放在了平等的地位上,建议在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将现有的国民党政府改组成为包括所有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而全国所有的抗日军队将公平分配到来自国外的军用物资。 达成五点建议后,谈判双方的情绪都非常好,赫尔利提议,他与毛泽东在这些条款上签字,并预留出给蒋介石签字的地方,于是毛泽东和赫尔利就在窑洞外的阳光下郑重地在签下了他们的姓名。 11月9日中午,赫尔利飞离延安。为了促使蒋介石对这份共识的认同,经赫尔利建议,周恩来同机飞赴重庆,已经在延安工作了四个月的包瑞德也一同飞回。 
  赫尔利回到重庆后信心十足,他认为以他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完全可以说服蒋介石接受《五点建议》,从而为中国的联合政府奠定一个原则基础。然而,他错了。由于《五点建议》并没有提及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未来政府中的主导地位,遭到蒋介石的全盘否定。一周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正式向赫尔利递交了一份反对草案,草案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全力支持国民政府进行的卫国战争,并在战后将全部军队交给国民政府控制,归全国军事委员会指挥。 11月17日,赫尔利被美国政府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包瑞德回忆说,自从这一天起,他就更加袒护国民政府了。果然,赫尔利丝毫不顾忌自己已经在《五点建议》上签字,转而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反对草案》。 在取得赫尔利的支持后,国民政府将《反对草案》正式递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后表示,继续留在重庆已没有意义,于是他马上告知美军总部,要尽早乘飞机回延安。 
  12月4日,赫尔利在重庆又正式会见了周恩来,新任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中将和包瑞德也参加了会谈,这三位美军将校竭尽全力劝说周恩来接受国民党的反对草案,然而他们的劝说没有任何结果。于是,赫尔利命令包瑞德回延安后,再去努力劝说毛泽东接受就范。 抵达延安后,遵照赫尔利的命令,包瑞德开始了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劝说。尽管这一次级别不对等的谈判非常不愉快,毛泽东仍礼貌地把包瑞德送到门外,包瑞德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向他告别时亲切地说,上校,您是真正在为中国的和平而奔忙,不是吗?这句问候的话语令包瑞德深为感动,并牢记了一生,但他明白,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可能接受这份极不公平的协议的,包瑞德只好无奈地飞回重庆。 
  1944年初冬的一个深夜,美军观察组驻地的大门被敲开了,来人是已经定居延安的美国人马海德。马海德1936年随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之后他留了下来,一直在边区行医。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后,这些年轻的美国军官们很快就和马海德熟悉起来,甚至把他看做观察组的一员。这次马海德深夜到访是来找他的北卡罗莱纳州老乡希契。走出观察组的院门,马海德告诉希契,一位老朋友现在要见你,只管随我走,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令希契惊讶的是,马海德一直把他领到了毛泽东的窑洞,中共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已经在那里等他了。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告诉希契,希望他回一趟美国,把朱德总司令的一封信递交给美国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 
  许多年后,希契父子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这封朱德给金上将的信。朱德在信中表达了十八集团军、新编第四军将士和解放区人民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一系列胜利的由衷祝贺,并对希契和其他美军观察组成员的成绩给予了赞扬。信中表示,如果美军将在中国采取任何战略行动的话,十八集团军、新编第四军和解放区人民将尽最大努力进行配合。信中还说,有关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和具体方针将由希契上尉当面告诉美方。这些可能性和具体方针是什么呢,即使是六十年后,我们仍然对其中的详细内容不得而知。 
  近几个月来,中共领导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由于赫尔利坚定地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史迪威将军倡导的那种坦诚、务实、团结的态度在美国驻华高层中间已荡然无存。为了能够使曾经显现的与美国合作的前景不至付之东流,中共中央决定努力绕开赫尔利,与华盛顿直接接触。他们希望在美军观察组中选择一位可靠的信使,最后,他们认定,希契是最合适的人选。 西蒙·希契上尉是美军观察组中惟一的一位海军军官,他是观察组于8月初第二批抵达延安的九名成员之一,近半年来,他的热情和正直已经给中共领导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毛泽东相信希契能成为一个可靠的使者,但同时也希望他能作一个相对秘密的使者,否则赫尔利必然会阻挠他的使命。 希契第二天请假回重庆,得到了包瑞德上校的批准。在重庆,希契见到了史迪威的继任者,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中将。魏德迈对朱德的信非常重视,并答应安排希契回美国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希契表示,他希望再回一趟延安,向毛泽东和朱德告个别。 
  于是,希契乘美军飞机又飞回了延安。毛泽东和朱德得知希契将正式回美国递送他们的信件,专程赶到机场为他送行,希契也特意穿上了他的海军礼服,他觉得,在与中领袖告别的时刻,这是最合适的着装。当时,在延安机场的告别情景令希契终身难忘。 在希契离开延安后不久,圣诞节来临了,对于留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来说,这是他们在延安渡过的第一个圣诞节。 
  那一年,美军观察组驻地的圣诞夜非常热闹。这是一张当时圣诞晚宴的签到表,我们可以从上面找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当时在延安的几乎全部十八集团军高级将领的签名。 此时已是严冬,从延安附近流过的黄河、渭河和延河都已结了厚厚的冰,但人们心中却是火热而充满希望的。在欧洲战场,苏军已横扫东欧、迫近德国;而美英盟军刚刚粉碎了德军在阿登地区的战略反扑,从此,面对两面夹击的盟军,德国已没有还手之力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已攻占了马里亚那群岛和莱特岛,为B29轰炸机提供了轰炸东京的基地;在中国战区,在印度完成了美式整训的中国驻印军势如破竹,与从云南出发的远征军遥相呼应,即将打通中断两年多的滇缅公路。艰苦抗战了七年多的中国人民已经看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曙光了。 
  12月27日,圣诞节刚过两天,包瑞德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重庆飞到延安,而这最后一次延安之行,用后来他自己的话说,却让他吃了苦头。 原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少将在重庆告诉包瑞德,由于德国即将被击败,欧洲战场上的一个美军空降师将有可能被派遣到中国来,发起对日本列岛的攻击,麦克卢尔让包瑞德向中共领导人询问,当这个空降师在山东沿海的十八集团军控制区建立滩头阵地后,在正常的美军补给线开始运转之前,十八集团军能否照料该师的供应。包瑞德还被告知,他需要向共产党领导人说明,这次会谈纯属探索性质,因为美军空降师是否会来中国还没有最后决定。 包瑞德于是在延安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说明,一个美军师可能在山东空降,希望得到十八集团军的配合。这个消息让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兴奋不已,他们猜测,是不是希契上尉回美国的使命已经有了积极的结果?不管这两件事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给了包瑞德肯定的答复:没有问题,如果美军空降山东,十八集团军将接应美军,并提供最初几天的给养。 
  回到重庆,包瑞德把会谈结果向美军总部做了汇报。接着,包瑞德听到了一系列好消息,先是他被调任美军驻中国作战指挥部的参谋长,不久后,他又得知魏德迈将军已提名他晋升准将,这是包瑞德作为职业军人期盼多年的,照常理来说,经魏德迈提名晋升后,一套常规程序走下来,包瑞德很快就可以佩带起将军星了。 不料事情却没有按常规去发展,1945年1月初,潜伏在延安的国民党特工向重庆报告说,包瑞德向共产党平白提供了一个美军师,蒋介石大惊失色,他当然不希望看到十八集团军与美军的直接军事合作,于是蒋介石要赫尔利对此做出解释。此时,美军已基本放弃了登陆中国的计划,如果没有节外生枝,华盛顿和延安可能会对此事永远保持沉默,但此事一经国民党当局捅出来,事情就不那么好办了。美国驻华的军政领导人都不愿意出面承担责任,于是,包瑞德成了众矢之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大祸临头”了。赫尔利电告美国陆军部不要授予包瑞德准将军衔,结果,包瑞德直到退伍也仍是一名上校。 
  实际上,包瑞德去延安协调美军在中国沿海空降并非希契努力的结果。希契于十二月底才到达华盛顿。1945年1月6日,希契来到五角大楼,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郑重递交了朱德的信,并汇报了中共的军事实力等问题。面对眼前一片片闪烁的将星,年轻的希契把他在延安看到的一切做了如实的汇报。在二十五分钟的汇报即将结束时,希契大胆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并没有将我自己对共产党人的好恶掺杂在汇报里,但我想说明,我坚信他们是当代中国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应当加强与他们的合作,因为无论我们花多少钱来帮助蒋介石政权,最终赢得中国的仍然一定会是共产党人。 希契的讲话并没有在五角大楼引起太大的反响,也许美军的大员们注定要在朝鲜战争以后才能品味到这番话的分量。 
  希契要求尽快回到延安的岗位上,美国海军最初也制定了送希契回中国的详细计划,他们准备派一艘潜艇把希契送到山东半岛秘密登陆,回到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然而不久后,希契忽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去菲律宾报到,去做一些跟踪阅读地方新闻之类的琐碎工作。 不久后希契便退伍从商。包瑞德几乎与希契同时离开美军观察组,被安排到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部工作。 
  正在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们为失去了包瑞德和希契这样曾经朝夕相处的伙伴而伤感时,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延安,美军观察组最年轻的成员惠特赛牺牲在太行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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