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美国中文网首页 博客首页 美食专栏

普评制 //www.sinovision.net/?6897 [收藏] [复制] [分享] [RSS]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
打开微信,点击底部的“发现”,
使用“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

何君尧我只希望年轻人不要再赌前途乱港

已有 356 次阅读2019-9-10 12:03 |个人分类:普评制点评|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何君尧我只希望年轻人不要再赌前途乱港

昨天,我刚刚发表了普评制点评邓小平大智慧处理香港回归的文章,文章说: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有两条一、【五十年不变的核心是指实行开放政策而不是指其它政策。】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核心是指参与者必须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香港特区政府的特首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所以,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

8月22日,我刚刚写了《普评制点评郑永年香港风波将如何收尾?》这篇文章。文章说:

我很想看看 郑永年:谁主香港?如何对香港进行第二次“回归”? 这篇文章,只可惜被澎湃新闻给删了。于是看到了下面这篇文章,知道了“断水就能终结香港乱局”是标题党的说法,只不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国家可以威胁断水,中国和香港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用威胁断水的办法解决问题的,那样只会适得其反,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乱上添乱。至于,香港风波将如何收尾?我认为,还将像占中那样收尾。【什么意思?香港暴乱已成强弩之末,马上就完蛋了。】

8月19日,我刚刚点评了《用心险恶临走前英国居然在香港埋下这么多雷》文章说: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熊玠撰文写道,英国人在1985到1997年之间,对香港的制度任意地大改特改,尤其是在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任内(1992—1997年)。

熊玠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香港的立法局,有史以来就不是民选的。由于它一直是由港督所指派,所以才叫‘局’,意即它是行政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在1995年,港英政府破天荒地产生了一个民选的‘立法会’。其目的,由今日回首观之,就是英国人在临走之前,要制造一个英文里说的‘期望高涨、无法满足的革命’。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惊爆宣誓闹剧,部分新当选议员企图涂改就职宣誓的誓词。另外还有人趁机冒出支持香港‘独立’的主张。凡此种种,俱是证明了英国人临行前蓄意在香港制造‘期望高涨、无法满足的革命’,的确见效了。”【这个结论无比正确。为什么?首先,你们看看普选产生的巴黎公社。

恩格斯在1871年4月11日当时就说:“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时候,事情进行得很好,而在选举(指1871年3月26日所举行的公社选举。3月28日中央委员会就把全权交给了公社)以后却是只讲不做了”(马恩全集17卷672页)。什么叫只讲不做了?即巴黎公社就是一个争吵不休的剧场,只议不决。因此,到5月28日,巴黎公社就彻底失败了。我们再看看苏联是怎么解体的?

1989年1月,苏联开始采用戈尔巴乔夫的办法,选举产生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然后

那些能让苏联解体的关键人物,才能通过竞选,当上人代会代表、苏维埃主席、加盟共和国总统。具体表现在

1989年3月,萨哈罗夫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为民主改革势力的领导者之一。1989年12月12日,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萨哈罗夫代表跨地区议员团再次提议取消宪法第六条。

萨哈罗夫发言同期声:“根据权力分立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应作出以下决议:一、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二、改变苏联法律制度。苏联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国境内生效,就必须经加盟共和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

戈尔巴乔夫:“我提议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进行表决,请各位代表进行表决。是赞成,是反对,是弃权。”

投票的结果是这项提议仍没有被列入大会议程,但得到超过1/3的支持票。
两天后,萨哈罗夫突发心脏病去世。所谓“民主派”知识分子借机将葬礼演变成一场政治示威。
面对“民主派”掀起的修宪狂潮,戈尔巴乔夫最终决定迎合。【为什么?因为这个结果,符合他新思维的本意,而绝不符合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本意。】

 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 1990年3月12—15日在莫斯科举行,20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设立总统制、修改宪法和选举总统。经过几天激烈的辩论,大会通过了设立国家总统职位和规定总统一系列权力的苏联宪法修正案。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第一届总统,选举阿·卢基扬诺夫担任最高苏维埃席。大会修改了苏联宪法(基本法)中规定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作用的条款,从而开辟了在苏联实行多党制的道路。因此, 

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才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民性和有竞争的总统选举,有数名竞选者参加大选。在经过几十天的激烈选战和宣传活动之后最终叶利钦以高票当选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同一天,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发表《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在其境内拥有“绝对主权”,俄罗斯联邦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这是什么意思?由于

我们都知道,苏联虽然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但作为苏联支柱的则是俄罗斯。这不仅因为俄罗斯有1707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约占整个苏联面积的76%,也不仅因为俄罗斯有1.39亿人口,约占苏联人口的52%,而且还因为在自然资源和经济实力等各方面,俄罗斯相对于其他共和国具有绝对的优势。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苏联可以没有波罗的海三国,可以没有外高加索三国,但绝不能没有俄罗斯”。而且,“6·12”事件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巨大效应还不限于俄罗斯这一个加盟共和国自身,而是构成了苏联解体多米诺骨牌效应系列中一个强大的加速器。在这一事件的推动和示范下,至1990年12月,又有9个共和国相继发表了独立宣言。这9个共和国是: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戈尔巴乔夫在谈到“6·12”事件的历史效应时,不无形象地说道:在这一事件之后,在苏联境内,“开始了‘主权国家大检阅’”。长期在俄罗斯工作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也宣布“1990年6月12日是一个转折的日期”,断言:“它对后来许多事件有影响,它注定了苏联的频死期及其速度、方式,并迅速使挑选不同抉择的可能性丧失殆尽。正是在这一天,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以绝大多数的选票赞同了其主席鲍里斯·叶利钦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国家的提议。这就是所有接踵而至的分离主义倾向的起点和开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把“6·12”事件界定为苏联解体一系列事件中事关全局的中心事件。【看明白没有?普选制是苏联解体的唯一祸害。】再看

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
1990年7月当选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并成为苏维埃联邦委员会成员。
1991年12月1日当选为乌克兰首任总统。1991年12月12日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
1991年9月19日,白俄罗斯政坛上发生了一起不寻常的事件,学者出身的舒什克维奇当选为白俄罗斯独立后第一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一举登上了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元首的宝座。【看明白没有?没有普选他们怎么能成为苏联解体三巨头?】

1991年12月21日,11个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签字加盟了独联体,苏联彻底被宣判死刑。叶利钦发表讲话时说:“我曾经用自己大半生的时间冥思苦想苏联的未来,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大家看好了,从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到事实上的苏联解体才1年半多几天!!!由此可见,普京在“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果断取消地方领导的直选方式有多么重要?要不然会不会至今还暴乱不断啊!

“占中”于2013年3月27日发起,至2014年9月28日正式启动。(请注意:占中是发生在议员半普选之后而不是这之前。之前吃肉砸锅党也有,但是,在立法会还没有形成政治气候!)

陈冯富珍称,香港目前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自己在香港出生、成长、工作,然而离港十几年再回来时,“真是不认识香港”。(2012年:立法会议席总数由60席增至70席,其中功能组别和分区直选议席各为35席,所以叫议员半普选。)

原全国政协常委九龙仓首席顾问 吴光正 我都七十几岁了,我有感触是不是?对我来说好大感触,在香港我七十几年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所以我出来发声。所以第一,暴力很恐怖,很惊人的,但如果你不出声,沉默的话,你会引发更多暴力。来源:直播港澳台 2019-08-18】

什么意思?那说明现在的情况还不如回归前!为什么?因为

熊玠:“第二个例子:有两个在港英时代维持香港治安很关键的重要法规,被英国人在临行前贸然取消了。一个是‘公安条例’,另一个是‘社团条例’。在‘公安条例’没有取消的时期,如有人群要上街示威游行,非得先向香港警察申请并取得许可之执照不可。如警察不批准,游行就是非法,警察立刻可以抓人。在‘公安条例’取消以后的香港,示威游行的人群,只需要在上街游行的同时向警察通知一声就够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动不动就有示威游行发生。在以前的‘社团条例’之下,港督对于任何香港社团,只要他怀疑有里通外国的情形,立刻可以宣布这个社团为非法组织,并吊销它的执照,其中包括接受国外的捐款。今日回头来看,英国人将这两个法律取消,其用心凶狠恶劣,实无以复加。”还有

港英时期另一个重要机构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它们沿袭了英国的传统,属于判例法系,法官的判决在司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这与中国内地实行的大陆法系截然不同。法官的任免也沿袭了英国的终身制,一旦港督任命,除非死亡或主动退休,法官可以终身任职。在港英时期,任命的法官绝大多数为英国国籍。这一问题遗留至今。2016年产生的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任命中,17名大法官中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不少人认为,他们的判例具有强烈的倾向性。今年7月14日,暴徒杜启华把一名警察的一截手指生生咬断,结果两天后,法官就以1万元保释金、不准涉足新城广场为条件,同意了杜启华的保释请求。司法界对暴徒的轻判,对警务人员权利的漠视,也对暴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警察捉人、法官放人,司法不公,暴乱难平。解决办法是选出优秀的工、农、警、商、企、科、教、文、卫、等各界代表组成评判罢免法官委员会,每半年评一次,彻底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

张俊义还提到一点:“英国在撤退前培育了一批信奉西方价值观的公务员队伍,特别是亲英的高级公务员。被称为‘乱港四人帮’之一的陈方安生就是一个典型(其他三人为黎智英、李柱铭、陈日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香港一些人从心底里认可西方价值观,不认可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陈方安生正是彭定康一手提拔的,1993年11月,彭定康让她接替霍德,成为首位华人布政司(回归后改称政务司司长)。【秋后算账,开除港籍。】另外,

千万别忘了这样一个事实,

前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进行的政制改革中,提出在1995年立法会选举中新增9个功能组别,即“新九组方案”,并更改功能组别选举方法、法团选票改为个人选票;最后功能组别符合选民资格增加至270万人,实际登记人数115万人(见2003年美国人权报告第三节、香港政策研究所报告PDF第43页)。彭定康的这次改革被北京政府批判为钻《基本法》漏洞,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鲁平在1993年3月公开骂他是“千古罪人”。

8月11日,我刚刚点评了《香港被捕年轻人错把无知当热血是最大的愚蠢》

文章说:不知道还有谁记得这个老人。

他是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他叫贾法里。

在他的国家被轰炸、全是焦土的时候,他一个人在联合国向美、英、法三国辩解,三个国家的代表直接离席,直接不和他谈。

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坐在一个角落一边流泪,一边叹息。

你讲理,别人不讲理,只有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了,你才能真正赢得别人的尊重,你才能和他们去讲一讲理。

弱国无外交。今天的香港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国来庇护,现状可想而知。

那些闹着要独立要分裂国家的年轻人,把他们丢到一个战乱的国家,被饿过,被打过,被羞辱过,怕了,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明白,和平、稳定到底有多么重要。

一个人命运是和自己的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而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为什么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请记住毛主席所说的这一段话: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8-1099页。

这就是人们长说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同样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什么会出现文革全面内战?那就是因为实行了直接民主制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所造成的。全民公投、全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全民普选,人手一票都是直接民主制。】

文章提到贾法里让我想起顾维钧,

1919年1月28日,中国代表团曾向巴黎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但提案全被否决。巴黎和会最终引起中国的民众抗议,爆发了五四运动。

顾维钧单靠一己之力,他在外交上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仅仅是代表中国对列强说了一个“不”。这是弱国仅有的一点权利;而弱国无外交,才是中国所要面对的现实。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一切都是那样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天必将被视为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的历史上。”

我记得那时,中国实行的就是普选制。各个党派内斗严重,东亚病夫,一盘散沙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四分五裂的中国还想不让列强干涉中国内政那可能吗?俗话说的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什么缝?裂缝啊!没有裂缝,苍蝇怎么下蛆?没有普选就没有两派恶斗!没有两派恶斗何来裂缝?没有裂缝哪来外国干涉?

【新加坡前卫政治《普评制》】 普评制寄语台港百姓 
普评制发表于 2010-5-4 14:52:44 查看: 3057|
http://www.lee-philosophy.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0&fromuid=1763
这篇文章2005.5.22草,最早发表在我个人付费的《百姓论坛合建网》, 2006.12.7改 12.12二改之后,最先发表在

【人民网两岸论坛】 寄语香港百姓  (  mayc53  2006-12-13 17:43:02 )  12019字  ( 0/64/0 )  
2008.12.21三改,这是因为通过央视海峡两岸、天津今晚报、以及网上的相关报道,使我对台湾实行普选的具体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才被改为现在这个题目。2009.4.30四改,内容就现在这个样子了。文章指出:

    在香港搞不搞普选,最没发言权的就属英国。英国统治香港一百五十多年,哪一年开始搞普选不行?!为什么非得等到中国把香港主权收回来才突然醒悟,要让香港搞普选?!!居心何在?!!!

   原来在普选条件下,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干涉政治,甚至是别国的政治。陈水扁就深谙此法,他不但买通美国的议员、咨询公司,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还花钱贿买象巴拿马这样一些小国的领导来支持他搞台独,……

    只要你们国家实行普选制,美国想干涉你们国家的政治就一定能干涉成。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乌克兰,远一点的就是智利,其前总统阿连德虽然是民选总统,有那么多的民众支持,还不是死于非命……

    普选是个双刃剑,美国总统也怕它。里根在大选期间公开反华,上任之后又亲华……没有哪位总统敢得罪犹太人,如此这般……“全是大选惹的祸”。

    人们的善良愿望,总是想通过大选获得民主、和平、统一和稳定的发展。然而结果却总与人们的善良愿望背道而驰。

…………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又特别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动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邓选》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第一版第三卷第284-285页)假如,

    今天的香港硬要实行普选制,那就犯了齐白石晚年对其关门弟子许麟庐所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大忌。虽然不会像台湾那样产生大的麻烦,但是小的麻烦也还是会不断产生的。结果怎么样?

2010年6月下旬,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了关于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订议案。修改内容包括:立法会议席总数由60席增至70席,其中功能组别和分区直选议席各为35席。【仅仅普选一半议席,香港就乱成什么样了?如果落实双普选那还了得?!!!】

李光耀曾说,最羡慕香港背靠内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但香港这些年的发展却不如新加坡。最大的原因在于,新加坡政府可以主导经济政策,上下一心谋求发展。香港政改不过,国家当然还是坚定实行“一国两制”政策不会变,但香港如果内部继续虚耗,竞争力持续减弱,未来能否搭上国家发展的“高铁”,令人忧心。【和台湾一样普选之前是四小龙第一,普选之后是倒数第一。普选之前苏联GDP的增长率是1.9左右,普选之后是-2。

到了台湾才知道文革还在搞。巴黎公社就是一个争吵不休的剧场,台湾立法会上演全武行,比巴黎公社更进了一步。香港才普选一半的立法议员,街头政治就让全国人大关于双普选的决定落空,这当然是好事。不过最近让香港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就是十足的坏事了。全世界发生了那么多的颜色革命,全是卢梭直接民主制惹的祸。这话要是让卢梭听到,一定会气的蹦起来!“你们没长脑袋啊!我当初可是说直接民主制适用于小国寡民,没让你们到处乱用。还说‘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也永远不会有。’”民众说: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哪能知道那么多?

卢梭的直接民主制确确实实代表了最底层最广大劳苦大众最高度的政治理想,在推翻封建独裁统治的过程中,的确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可当人们推翻封建统治,实现直接民主之后,老百姓淂没得到幸福生活?巴黎公社失败了、文革失败了、苏联解体了、那么多的颜色革命发生了、村主任普选30多年,农民生活幸福吗?台湾民主、香港民主严重的弊端就摆在那,人们为什么就不深刻反思反思普选制科学可行吗?!!!】

我写《寄语香港百姓》的目的就是不想让香港搞普选从而乱港。只可惜,人微言轻,十二三年过去了,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最近,

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重温邓小平同志有关香港问题的重要讲话”专题座谈会
来源:新闻联播 / 发布日期: 2019-8-24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徐泽表示,近期,在香港发生了损害香港根本利益,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暴力活动,且长时间地持续。如果任其蔓延发展,香港就有沉沦的危险,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是要守护“一国两制”,还是要毁掉“一国两制”的决战。当此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温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从中汲取辨析问题的智慧,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开拓前行的动力。【那想当初,邓小平是怎么说的?

他英明指出:“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你看,邓小平的讲话,是不是具有高度的预见性?还有,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邓选2卷27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当谈到港人治港参与者的条件时,邓小平果断地说:“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首先,你们看那些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吗?再看,那些警察抓,法官放的法官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吗?那些煽动支持暴乱的港媒、“香港记协”、学生会、基金会、等等团体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吗?香港特区政府不出来监督把关谁又能代表中央政府出来监督把关呢?!!!香港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坚决彻底贯彻邓小平关于只有爱祖国爱香港的人才有权参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指示。】

下面请看

何君尧:我没发“死亡威胁”,只希望年轻人不再赌前途乱港
何君尧 香港立法会议员、前香港律师会会长
2019-08-23 07:33:14字 来源:观察者网 【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整理/观察者网 李泠、陈思危】


7月23日下午,香港激进泛民冲至立法会委员何君尧父母坟前,推毁墓碑,倾洒逝者骨灰,并在四处喷涂侮辱性字词。现场照一出,舆论哗然,何君尧也因之进入内地民众视野。

在香港,律师出身的何君尧因不忌对泛民嬉笑怒骂,而被传媒冠以“建制战狼”之称;在内地,其因旗帜鲜明的爱港爱国表态,获无数网友点赞力持。

八月近尾声,一个月前那场突破人伦底线的破坏正被一点点修复,而已动荡两月有余的香港乱局尚未听闻结束的号角。对此,观察者网专访何君尧议员,与大家说说7月事件的前因后续,分享其关于香港现状、两地关系的独特见解。

·“我是希望他们走‘生路’,懂得回头是岸”

观察者网:您在七月底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自己每天会收到几百个骚扰电话。请问现在这种情况还存在吗?

何君尧:情况暂时有一点改善。

为方便市民与我联系,我的私人电话号码一直是公开的。但是在今年5月13日,我在脸书(Facebook)上发文,称自己已报警投诉民主党议员涂谨申和公民党的郭荣铿制造假文件,当日傍晚,同为民主党议员的林卓廷将我的电话恶意推广,让他的支持者给我打电话。

当时我的手机号已在脸书上公布,林卓廷就暗示支持者:“既然何律师要举报,大家有任何与此案件相关的信息都可以打电话给何律师,多给点资料让何律师去跟进。”换言之,他是煽动其他人对我进行恶意电话滋扰。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在脸书上暗示其支持者“致电”何君尧(图截自林卓廷脸书)

当时一日能接到几百个电话,现在要比之前少一些。因为市民很少通过那个电话联系我们,所以我们已很少理会。我现在会把未显示来电讯息的电话通过一个app过滤掉。当然,受林卓廷鼓动拨过来的电话还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滋扰,我们之前都有向警方致电,追究林卓廷的这种做法。

高峰时,何君尧每日能接到几百个骚扰电话

观察者网:有一个问题,很多内地民众比较关注及关心。请问您父母的坟墓现在怎么样了?还有反对派过去骚扰吗?

何君尧:暂时没有。虽然他们仍不时在一些社交平台,特别是香港的“连登”论坛上说一些无意义的话。最严重的一次骚扰,还是7月23日他们涂鸦并损毁了我父母的墓碑。

我们已基本清洗了带有侮辱性的粗口涂鸦,被敲烂的墓碑会晚点修复,还要选个合适的吉日去安排一些传统仪式。

何君尧父母坟墓此前曾遭反对派恶意破坏(图自港媒)

观察者网:您后来在一个视频里对泛民议员朱凯迪喊话:“前面的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是不生路,你要选择的是哪条路,你早点决定。”这番话当初被反对派视作“死亡威胁”。您怎么看?怎么理解“生路”和“不生路”?

何君尧:7月23日当天中午,我和朱凯迪一起录制电台节目“视点31”。当天的节目主要是讨论7月21日元朗黑白衣人斗殴事件。我清楚朱凯迪一直都在推动所谓的“光复运动”、“时代革命”,如“光复元朗”等运动,因此那时我就在节目中告诫他,不能再继续怂恿某些人去做表面上“和平示威”、最后往往演变成暴力甚至暴动的行动。我想叫他停止,悬崖勒马,不要再煽动群众走上一条不归路。然而朱凯迪一直回避我的呼吁。他还说,如果政府一天不回应“五个诉求”,他们还会继续进行这些“光复行动”。

录制节目时,我父母的坟墓还没被破坏;而访谈结束后的当天下午,我就得知我父母的坟墓被破坏了。我当时立刻就去现场查看,查看之后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大概下午5点,我与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如果破坏者能够即刻自首,我代表家人仍选择原谅他。要学会知错就改,懂得回头是岸。

当晚在做例行节目《军事行动》时,我的内心极其愤怒,犹如怒火在燃烧。我心里认定,这件事一定与朱凯迪的支持者有关。这不仅是因为当日我回应了“7·21事件”,还回应了“7·22事件”。

朱凯迪的好朋友,即所谓的“土地正义联盟”盟友、区议员谭凯邦在元朗“7·21事件”后在脸书上发通知,“邀请”别人多“拜访”我在荃湾荃丰中心的地区办事处。结果7月22日,我的办事处就被破坏了。因此,我在23日当天的节目上指出,朱凯迪及其党友也破坏了我的办事处,这些行为是不对的。

虽然朱凯迪说那些人不是他的朋友,他们已划清关系,但他能不能呼吁其他人不要再破坏?于是当晚我在录《军事行动》时就说:“前面的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是不生路。”意思就是,如果你继续为非作歹,做这些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就是自取灭亡,前头死路一条。

我说“不生路”,绝对没有任何恐吓的成分。此前我就说过,假使那些搞破坏的人尽早自首,我仍会原谅他们。此外,7月23日前困扰香港的大大小小示威已有十几场,再这样下去,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尤其是知法犯法、铤而走险的那些人,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我是希望他们走一条“生路”,千万不要走那条“死路”。

“‘建制战狼’不敢当”

观察者网:因您敢说话,特别是关键时刻敢表态,媒体给您安了个称呼——“建制战狼”。您自己认为这个称呼贴切吗?

何君尧:实际上我也不是好勇斗狠,我只不过是在履行中国香港人的应尽义务。

香港人要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倘若有人在香港搞“港独”,搞“颜色革命”,做一些卖国和煽动群众去叛国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明确是非,与他们抗争。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比较看得清黑白是非。但是我相信,在与国家相关的是非面前,一般有良心的正常的中国人都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所以我不是什么“战狼”,这称呼在抬举我,而我高攀不起。我不会战斗,我只不过是在做好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本分。由于我有法律知识背景,又是立法会议员,因此我觉得自己更应该坚守岗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不敢当“战狼”,我自己不是很能打,相反我觉得自己是“箭靶”,因为有那么多“箭”向我射来,让我承受了很大压力。

观察者网:与您相比,其他建制派成员表现得相对低调。而自香港发生“反修例”游行以来,不得不承认,在香港,反对派媒体和成员的声量比建制派要大许多。请问您认为香港建制派的声音为何这么微弱?

何君尧:总是要有一个开始的。反对派声势大,我认为原因有两点:

其一,大多数反对派都是从“木人巷”(注:武侠小说中少林寺弟子试炼的地方)里“打”出来的,所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其二,如果我们接纳香港发生的这些事是“颜色革命”,有外部势力存在,试想下如果他们没有表现,背后的外部势力老板会不会继续找他们?所以他们的培训模式就是要战斗,做出格乃至犯法的事情。

至于建制派,他们支持祖国。而在选举过程中,大的党派(如民建联)会有固定的票源,所以他们就算不做任何激进的抗争行为,也会有选票来巩固自己的位置。即使要公开辩论,也是相对温和。

另一方面,他们若真要(学反对派)这样做,可能也会担心。中国有种文化叫“论资排辈”,资深的建制派议员可能看不惯那些年轻人的搞事模式,认为那些模式不该拥有。久而久之,反对派逐渐积攒了战斗力,建制派的战斗力相对而言薄弱许多。不是建制派没有战斗力,只不过是两方的文化和运作方式不一样。

对我而言,我是一个独立议员,没有党派背景,所以我做任何事情,我认为那件事是对的,我就要去做。我不需要如其他政党那般走程序——只有等到党内大部分人达成共识才行动。走党派途径有好处,就是一次性和和谐性,不好的地方就是时间会流失。作为独立议员,我不需向政党负责,只需向自己和选民负责,这样会轻松快捷;不好的地方就是孤军作战,其他人会说,“你都不是我的党员,我们不一定认同你做的事情。”

虽然我们同属建制派,但那些党内议员通常会与我保持一个距离。他们会看我做得怎么样。如果我碰了一鼻子灰,那也和他们没关系。他们要求的保险系数高一点,但是抗争能力就会弱一点。

观察者网:听说修例事件持续发酵期间,英驻华大使曾想拉您倒戈。可以介绍一下当时她是怎么拉拢您的吗?您最后如何回应?

何君尧:“拉拢”是我的感觉。

今年2月份香港政府推行《逃犯条例》修订,到3月底,行政会议通过《逃犯条例》修订新方案。3月份,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Barbara Woodward)要来香港见立法会议员,当时通过英国驻港的总领事来问我们谁有空。会面时间安排在礼拜三,因为我当天得从广州回来,所以答复对方“如果赶得及,我就来;如果来不及,我就不一定到。”当时我也没有问有谁会出席。

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Barbara Woodward)(资料图/维基百科)

礼拜三当天,我刚好来得及从广州回港。出席午宴的时候,我看到有6位议员——除了我和周浩鼎两位建制派,还有4名反对派,分别是毛孟静、杨岳桥、胡志伟及梁继昌。

当时英国驻华大使还没到,英国的驻港领事先到了。他和我们寒暄几句,就很快把话题切到《逃犯条例》一事上,讨论条例会不会过。我回答“会过,因为我们的票数一定够。”他听完我的话就沉默下来,而后又和其他议员在盘算估量这一条例通过的成功率。

当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快到来时,站在我左边的毛孟静最靠近房间门口。照理说,驻华大使应该对香港立法会议员一视同仁,会和每个人握手。换而言之,她进来后第一个见到和握手的应是毛孟静,但是她没有,好像对毛孟静视若无睹,和毛孟静擦身而过,直接和我握手。毛孟静的表情我看得很清楚,非常愕然,似在说“她为什么不和我握手?是不是忽略我了?”

吴百纳没理由看不见她,作为外交人员,也必定注意礼节。由此我觉得,这位驻华大使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次会面就是想要多看看我们建制派议员对《逃犯条例》的态度。

“治乱世,用重典,二十三条立法应继续推进”

观察者网:因为您曾担任过香港律师会会长,所以想问您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说,“香港是个法治社会”,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您认为香港的法律对于那些反对派,特别是那些暴力示威的年轻人来说,是否仍具有震慑力?

何君尧:法律一定是还有震慑力的。香港仍以法治为重,我们各行各业的运行仍以法律为基础。我们不接纳违法的事情,而每个违法的人最后仍需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法律对香港的年轻人来说仍然有震慑力。

不过法律的威慑力近几年受到了冲击。从2014年“占中”事件发生后至今,香港的律政司对于这类恶意违法案件执法力度不足,这就给外界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年轻人觉得犯法没有成本,于是搞事情越发大胆,直至最近的一系列所谓的“光复运动”。

法治对于香港,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很重要。虽然从2014年到2019年期间对一些恶意违法案件,处理得不太妥当,使得稍微失去了一点说服力,但是只要律政处之后把关严格点,再加上法庭量刑重一点,相信法律又可以恢复其威慑力。

观察者网:您呼吁香港尽快设立《禁蒙面法》,请问其中有哪些考量?

何君尧:目前全世界大概已有数十个国家通过了《禁蒙面法》。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在现代社会,民众要求政府制定的政策要到位、贴地气、深谙民众思想,又要求政策推行时保持透明性,而民众自己在追求、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又没有遵守这一标准,是不是很矛盾?你既然要求别人要有透明度,那也要让人看到什么人提出这一诉求。换而言之,你对别人有要求,别人也对你有相同的要求。

第二,那些国家通过《禁蒙面法》,是基于很多人自以为隐藏身份后,犯法不用承担后果,没人抓得到他。这是个坏信息,让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逃避惩罚,从而今后做事更加不顾一切。

争取民主、表达诉求,这是现行体制所赋予的权利,但是大家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是正人君子,有诉求讲出来,为什么要遮遮掩掩?

观察者网:您一直以来积极推动“二十三条”的立法工作,但现今《逃犯条例》寿终正寝,您觉得以后“二十三条”立法通过的可能性还有多高?

何君尧:虽然《逃犯条例》已经寿终正寝,但我们不要灰心。此前我也在立法会多次公开询问特首推动“二十三条”立法的时间,特首说要社会氛围好一点再做。不过,在倡设《禁蒙面法》以后她又觉得会有荆棘。

对于特首而言,她做事当然要判断形势,因时制宜。但是之前我们要求通过《逃犯条例》的时候,本就是希望香港不要成为逃犯天堂,也是公众利益诉求所然。严重犯法者都应该被绳之以法,即使是跨地域犯罪,我们也应该把那些犯人送回犯法的地方去进行公平审讯。这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亦符合联合国的标准。全世界194个国家,有160个国家已互相签订了类似的逃犯安排。

《逃犯条例》在香港遭遇反对,是因为那些人不讲对错,借题发挥,为自己日后的犯罪作恶(采访原话为“做你世界”)找一个借口。这让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侵华。日本人挑起战争的缘由就是说他们要通过卢沟桥,寻找失踪的日本军人。实际上如果只是寻找日本军人,又何必要打到整个中国都生灵涂炭?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其实本来就想行凶作恶,但是要找一个借口。《逃犯条例》也类似,只不过是这些“港独”们一直等待的一个借口。

既然那么差的环境都见过了,回顾“二十三条”,它是一种责任,所以我们必须要推动。过去22年来,我们为了诸多理由,“善意”地将它拖得太久,以迎合香港社会氛围。但是现在连《逃犯条例》这本来无害的文本都被不少别有用心者用来制造、加强对国家的排斥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又怎么能够在推动“二十三条立法”这件事上再次退缩呢?

有些人貌似很有政治智慧,说《逃犯条例》都通不过,再碰“二十三条”就是自讨没趣了。而我却觉得情况恰恰相反。这没有问题的《逃犯条例》都能引出那么多暴乱和“反中情绪”,此时更要下重药,“治乱世,用重典”。尤其是现在香港立法会已是第六届,70个席位中建制派占了43个,现在不做更待何时?因此我认为应该要继续推进“二十三条”立法。

观察者网:现在《逃犯条例》掀起这么大风波,您认为未来几年,香港立法工作是否会处处受限?

何君尧:不用担心,我们恪守岗位。要对自己有信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逃犯条例》一事出来后我们更需要来一次整合,不能再临阵乱了套。

如果6月12日那天就算反对派围堵立法会,各位战友都能一起坚定地读完条例,那么这事就极有可能搞定了,后续也不一定会有7月1日立法会被打烂的事。

所以就算前面有多大阻力,我们都必须对自己有信心,这条路必须走过去。香港要相信,自己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不向恶势力低头,更不能对恐怖主义做出任何妥协。

“比关注外籍法官多少更重要的是检讨法律的执行”

观察者网:外籍法官也是大众热切关注的议题之一。不少人担心、质疑外籍法官在审判时会偏向反对派。特别是“占中运动”过后,英国籍法官杜大卫(David Tool)判7位负责清场的警察监禁2年,虽然他们最近获得减刑,但这一审判至今仍让不少人愤怒乃至失望。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何君尧:其实香港目前真正的外籍法官不多。在近200个法官里,真正的外籍法官可能不超过20个。但是很多法官,他们在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同时,还拥有外国国籍,这种情况是有的。我本人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不可忽视的是,香港是一个国际的航运中心、旅游中心、金融中心,是“亚洲世界都市”。

香港虽是弹丸之地,但它每年会迎接近5千万游客,人次是本地常住人口总数的近8倍。尽管这些游客中有近八成来自内地,但仍然不能忽视香港本质是一个国际都市。香港每年处理的案件,除少部分是刑事案件外,大部分都是民事案件,且常牵扯到不同国家。因此有外籍法官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香港历史的一部分。一般来说,香港的案件仍是非政治性案件居多,即使有些牵涉到政治,司法复核还是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

近年“港独”闹得比较猖獗,出现针对《基本法》及挑战国家安全的社会活动,这时法官的观点就参差不齐了,究竟是加大惩罚力度,还是采取宽松态度,大家态度不一。我觉得现在是时候要“wake-up call”(叫醒服务)了,法庭不应再宽松判案。

从以上角度来看,法官之中外籍人数的多少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而且,客观说来数量也不是很多,即使180个法官里有20个外籍,也只是1/9而已。在司法与监控政策层面怎么处理和重新定位这类事件,才是目前真正棘手的问题。

刑罚检控有其对应的政策条例,我想是时候检讨下我们是否仍应该将导致社会大动荡的事件判得那么轻,抑或是起诉的时候多点“零容忍“。暴力事件越来越多,因此应该认真细心考虑检控指引。而在司法方面,法庭的量刑也应该由首席特派官再做检视。

由于现在很多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梦想,自认为会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因此我们更不能让他们有一种被放纵的错觉。我们也不能让他们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后果,犯法没有成本。所以这个量刑指引应该要有一次更严格的检讨,我觉得这样会好一点。

外籍法官的多少不一定最重要,因为这些法官量刑也都得依照规矩。相比之下,刑法说清楚哪些事情有罪应当被提起公诉,如何给一些违法行为准确量刑(如判入狱7年还是10年,或最高量刑),或许更加重要。这些是可以通过司法量刑指引下手的。

观察者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英国驻香港总领馆香港雇员在深圳被判行政拘留15天一事?

何君尧:国防外交问题超出我能力之外,关于这件事的背景我也了解不多,所以没有什么观点可以贡献。但是我相信,中国向来是礼仪之邦,在外交礼节上一贯得体,不是背后有很重大的原因,是不会轻妄扣留英国驻港领馆雇员的。

观察者网:说到外交,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英国说《中英联合声明》现在仍然适用,但是中国政府称1997年以后香港事务即属中国内政。您怎么看中英双方的分歧?

何君尧:我认为中国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中英联合声明》里早就提到香港将如何过渡到利用《基本法》治理;而1997年以后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也是以中国宪法和《基本法》为根据。

1997年以后,香港的事情就已基本上属于中国的内政。香港任何法律问题,其终审庭都是在香港,而不是在英国枢密院。另外,对基本法的解释权由中国的全国人大掌握,而不是英国的枢密院。从行政、立法、司法等多个角度看,香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英国不再有任何能力去干涉。

如果中国真的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那么英国投诉的唯二途径:一条就是通过外交渠道交涉,不过这个类似“你说了我听了就过了”,没有结果;另一条就是在联合国里面,依照相关条款裁定——因为《中英联合声明》是国与国间缔约的条文。

如果走第二条路线,英国能否获得其想要的管辖权?我认为也是没有的。当年美苏签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来美国自己单方面取消了,有后果吗?今天的俄罗斯唯有多做几枚导弹,一有不妥就放过去。其实大国与大国之间签订的条约多是“君子协定”,如果有一方选择不遵守,对方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出兵和别人打仗,而这点,需要政治人物懂得审时度势。

·“深圳在进步不代表香港在退步,而是一同走向成功”

观察者网:我看到您在微博里写道:“回头看香港的一些年轻人,不禁想问,心坏了尚可以换,脑残了,怎办?”……请问您对于他们“怎办”有什么建议吗?

何君尧:没有。年轻人和年长者永远有代沟。代沟问题由来已久,不是今年才存在的。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都有写新旧社会冲击下的不同代间的代沟。

其实年轻人血气方刚是很正常的。哪个人年轻时开车没有风驰电掣过?当他们的阅历足够之后,就会渐渐想要稳定下来。那些50岁的人以稳重为主,因为更多要考虑在精力已不如过去那般旺盛时,如何去过一个自己丰足的晚年。这是社会上的一种普遍现象。

因此我觉得2014年的“占中”和如今的运动并不是怪事,怪就怪在有外国势力要来挑拨家庭矛盾。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有人故意来家里搞破坏,导致家庭矛盾逾趋激烈尖锐,这点才是问题。

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稳住自己的阵脚不乱。在对外方面,大家要明确对手,予以还击;对内方面,大家要对自己自信,对自己的制度有认知,再坚定立场,知道什么时候该亮剑,什么时候该鸣枪示警,等等。

至于对待年轻人,我们也应软硬兼施:如果他们遵纪守法,为他们提供找寻自己出路的机会;假如他们非要走违法之路,那就必须承受法律的后果。。

观察者网:日前“香港市民”李嘉诚先生就目前局势发了两则广告,一则写“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一则写“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您认为这两则广告在呼吁什么?

何君尧:以李嘉诚先生在香港这么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是劝解年轻人,他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各位后生仔,你们不能诉诸暴力破坏社会,我们必须要守规矩,从正道。但他没有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而是在不同的报纸发出了不同的信息。也就是说,李嘉诚先生所言并非仅是提醒一般的暴徒,更是对背后的两国主导者表达建议。

李嘉诚在不同报纸上登载不同版本广告(图/港媒)

我认为他在《明报》上刊登的“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是针对美国人而言。修订《逃犯条例》,其“因”是好的,中国政府的用意之一就是警示美国间谍不要轻易到内地犯案,否则即使逃到香港也能被引渡到内地接受审讯。但是美国做了这么多事,已招来恶果。而发布在《大公报》上的“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李先生应是说给中央政府听的,希望能为香港青年多留点情面。

观察者网:前几日中央提出要在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不少人疑虑这是否意味着香港最终会被深圳取代。您担心这一问题么?

何君尧:按照香港《基本法》的精神,“一国两制”要保持“50年不变”。不变的原因是当时的领导人认为中国需要将近50年的时间,从一个经济落后、科技水平不发达的国家逐步发展到和世界上其他强国比肩的水平。

假如届时我们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相当强盛,是否还一定需要“一国两制”?当年香港人对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没信心,但到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交出一份亮丽的成绩单,香港人会不会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当能证明香港的制度完全落后于内地,到时“一国一制”就顺理成章了。

顺着这样的思维去想,1980年,本为一个小渔村的深圳被设为经济特区,今天再被赋予新的定位,这也体现了中国正不断进步的趋势。不单如此,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现在有不少于5000万的人口,经济总量加起来超过英法,这是很惊人的表现,可以说是举世瞩目。

在这一情况下,我认为深圳的进步不代表香港的退步,它代表着的更是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路上正不断走向成功,我们应该为此高兴。

观察者网:现在内地-香港两地矛盾似乎在不断显化,数年前就已有人用一句话来形容两地关系:“中港富人联手数钱,两地穷人频频对骂”。您认为这一形容属实吗?

何君尧:这种情况发生是必然的,我不是那么担心。不说香港和内地,即使是内地人内部,北京与上海、广州与深圳、广西与广东,都会时常存在这种比拼较量。重要的是我们要引导这种比拼往良性发展,不要让地区主义抬头,从而导致国家的不稳定。

所以香港和内地之间矛盾激化,并不是香港和内地之间的问题有多大,而是另有外部势力的影响,企图掀起港式“颜色革命”。然而可以看到的是,这次“颜色革命”也激发了中国人无比团结的力量。

“颜色革命”就是要在一个群体内部造成分裂,令一部分人不爱甚至厌恶自己的政府,从而瓦解政权。“颜色革命”方便美国,因为他们不用出兵,培训你内部的年轻一代,让他们丧失国族认同,进而进行内部自我攻击。用生物医学来比喻,美国只需释放一些病毒让你自身病变就好。

我们之前的几代人已在“颜色革命”下“牺牲”了许多,1997年之后,我们又没有在教育上把好关,导致新的年轻一代又再次受到波及。现在这些年轻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偏说自己只是香港人,要搞“港独”,很容易一石激起千层浪。

不过香港系列事件发生后,有一种现象出人意料,那就是它也激发了我们全中国年轻人的斗志,从80后、90后到00后,万众一心,共同打击“颜色革命”。

香港是一块“试验田”,从香港的变化我们能够看出中国爱国主义的影响力。通过香港,我们知道了中国局部的“病变”何在,从而吸取经验,这对于之后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应对将来的挑战,都很有意义。

观察者网:看您新浪微博,已有近52万粉丝。内地游客、记者13日在香港机场被袭击时,不少人在微博上@您,您也快速做出回应。无疑,您的微博已成为内地和香港沟通的桥梁之一。请问您对于两地的民间交流有没什么寄语?

何君尧:交流一定要有,我能为此添一份力也感到很自豪。但实际要做好交流工作,还有很大的力气是需要政府和各界人士去出的。

何君尧议员微博界面

如今民众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对管理自己的政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论在什么岗位,他们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在微博上的感受,就是粉丝们往往不会感到害羞,他们有什么问题就会第一时间按键发送给你。因此,我们更加需要及时把握资讯科技、了解人民期望,加强对于整个交流工作的管理。

当然,社会的运作有一个过程,不是大家想到什么要去做,就会立刻有人去实施,让它立竿见影。只有投入很多的心血、坚持及资源的配合,才会有成绩出来。大家不要幻想自己或他人像科幻片里的英雄一样,一步登天。现实和理想之间大部分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不过资讯科技的确令我们将期望和实践更快地拉近了一步。大家仍然要记住,做事不能够脱离现实。我们有梦想,但是梦想要怎么达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我也是最近才重新使用微博——2013年5月我就创建了微博账号,当时只有1000来个粉丝,过去一直没有用它,直到最近有内地人看我的脸书,问我为什么不用微博。我说好吧,我重新开。

重开至今三四个星期,粉丝已有52万人,这是很惊人的。它也带来了第二个信息,就是如果你能同时把握好香港和内地这两个市场,那你将获得无限的创作空间。

何君尧,JP(英语:Junius Ho Kwan-yiu,1962年6月4日-),岭南大学校董,香港乡事建制派政治人物,由于他与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关系密切,且他被政坛中人指被中联办扶植以控制不再甘于只为建制派民建联拉票的新界乡议局(乡事派),以打击传统乡事势力,故有“西环契仔”(中联办干儿子)注 1和“乡事派梁振英”之称5678。

2016年9.5日,在香港2016立法会换届选举中,以35657票(新界西选区)当选香港新一届立法会议员

何君尧,香港立法会议员。

何君尧籍贯广东宝安,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屯门区议会议员和岭南大学校董,曾任香港律师会会长。在2014年非法“占中”活动期间,何君尧成立“保卫中环小组”,呼吁市民不要参与非法“占中”,爱国爱港立场极为坚定。 [2] 

2016年9月5日,在香港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中,何君尧以35657票(新界西选区)当选香港新一届立法会议员


何君尧律师

   香港何君柱律师楼驻广州办事处首席代表
   1988年成为香港高等法院执业律师
   曾任新界乡议局议会议员
   已有超过20年法律服务的经验

     何君尧律师, Junius K.Y. Ho,是香港何君柱律师楼的高级合伙人之一,何君尧律师亦是该行诉讼及商业部门之负责人,广州办事处首席代表。 

    何律师於一九八四年就读於 Anglia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前称英国雅息斯学院),取得荣誉法律学士学位,隨后更就读香港大学,取得专业法律文凭。他于1988年成为香港高等法院执业律师。亦於1995年及1997年取得新加坡执业律师以及英国及威尔斯执业律师资格。何律师於2003年被委任为中国委託公证人。至今已有超过20年法律服务的经验,为实践法治精神,服务市民及促进中港经济保驾护航起到了应有的贡献。

    在社会服务方面,何君尧律师由1995年至今均为香港律师会副会长和理事,內地法律委员会主席。另外,何律师亦是政府多个部门及顾问机构的成员,如法律援助服务局成员、当值律师服务理事会2005年度主席、香港区域法院规则委员会成员、卫奕信勋爵文物信託成员及其理事会成员、法律执业者条例第159章74条之事务费委员会成员、交通諮询委员会成员、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事务主任和香港贸易发展局的专业服务諮询委员会成员等。何律师同时为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2005至2006年度理事局常务理事和武汉仲裁委员会国际仲裁院仲裁员。

    过往,何律师於1991年至1997年期间,曾任新界乡议局议会议员;於1993年至1997年间,亦为仁爱堂董事局主席,现今何律师仍为仁爱堂諮委会成员;於1992至1996年期间,何君尧律师曾为渔农署諮委会委员,亦为农產品学术基金諮询委员会成员;於1994至1996年间,何律师亦曾为青山医院管治委员会委员及皇仁书院旧生会成员之一。

    于1997年1月,何君尧律师因服务社会表现出色,更获英女皇伊利莎伯二世颁发荣誉徽章。

    何君尧律师是诉讼和商业部门负责人,专长於民事诉讼及商业事务。同时,亦处理知识產权、股权转让、收购、兼併和金融方面事务以及中国事务。社会资源广泛,熟悉中港两地法律操作规程,在不同法律领域为客户提供服务和意见。

    何君尧律师一直以来努力促进中港、中外交流,並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海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保持良好的法律和经济交往。何律师亦服务客户,在广东以及珠三角地区为大量港商提供优质、专业的法律服务,为促进经济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相关法律专项服务亦取得卓越成效,为广东及珠三角招商引资,投资专案积极牵桥搭线,尽自己最大努力为粤港经济出谋划策。

附录: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议员办事处遭喷黑油
2019-05-20 17:27 星岛环球网

星岛环球网消息:大公文汇全媒体报道,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位于荃湾荃丰中心2楼,运作3年的办事处,今日(20日)发现玻璃橱窗上何君尧样貌和印字遭喷上黑油,警方正调查事件。

议员办事处职员中午上班时发现事件,于是实时报警求助。警方接报到场调查,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正翻查办事处及商场的闭路电视片段调查事件,列刑事毁坏案处理。

据了解,办事处运作3年,今次首次遭人破坏。


广州电子邮件:
lawyer@rightword.com.cn   

电话:
(8620)28821628   28301213 

特约顾问 何君尧
在何君柱律师楼,你必能找到熟练、富经验和致力服务你的法律顾问。

香港办事处地址: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5号衡怡大厦18字楼

地点
我們的辦公室位於中環的心臟地帶,無論乘坐地下鐵路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均十分方便。
為使我們能與你有進一步的溝通,歡迎閣下與我們的同事聯絡或約見。

香港电子邮件:
office@kcho-fong.com

历史
何君柱律师楼乃于1988年创立。

初期的何君柱律师楼专注于建筑项目及楼宇买卖,此乃当时一门回报丰厚的专业,并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促使本律师楼发展及作多元化的扩展。

在新纪元的年代,本地市场对上市尤其在创业板上市需求增加,本行在这重要关头,吸纳了不少新客户,其中大部分至今仍然沿用本行服务。

于1997年9月,本行迁至皇后大道中5号衡怡大厦18楼,标志本行业务发展的新里程。

于2004年6月,我们为了内地业务的需求,在广州东峻广场开设了代表办事处,向香港和内地客户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我们分别在2015年与广东凯通律师事务所组成“联营”,务求享有更大的支持,促进本地法律服务更精益求精。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评论 (0 个评论)

facelist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评论 登录 | 注册

 留言请遵守道德与有关法律,请勿发表与本文章无关的内容(包括告状信、上访信、广告等)。
 所有留言均为网友自行发布,仅代表网友个人意见,不代表本网观点。

关于我们| 节目信息| 反馈意见 | 联系我们| 招聘信息| 返回手机版| 美国中文网

©2024  美国中文网 Sinovision,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OP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