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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不讳 http://blog.sinovision.net/?30414 [收藏] [复制] [分享] [RSS] 寻根究底 拒绝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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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青:孙大光处理中国油气发现史纷争

热度 1已有 16221 次阅读2014-7-14 22:07 |个人分类:历史人物|系统分类:科技教育| 中国 分享到微信

孙大光1964年任交通部部长,“文革”中被批斗、关押6年。1975年复出,改任国家地质总局(后恢复为地质部)局长。在中共高层,孙大光向以刚正不阿、忠梗直谏闻名。1979年2月5日,他第一个向中央提出为刘少奇平反;1980年2月23日,他致函中央,指出邓小平“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提法有误,“国民生产总值”应为“国民收入”。1988年7月20日,他写信给中顾委,直陈党风严重不正,并点名批评了赵紫阳(总书记要管党)和邓小平(应管好子女),正告全党面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危险……

一、电影故事片《李四光》拍摄波折

孙大光主持地质工作期间,遇到一个反映普遍、强烈的问题,即地质部石油地质工作者在发现大庆油田等方面的重大历史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和认同。实则,地质和石油系统的专家学者并广大科技人员,对大庆油田发现的认知和回顾是一致的,并没有分歧;居功揽誉者只是个别行政领导 人。如余秋里,刚担任石油部部长时,曾毕恭毕敬登门向地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请教;时过境迁,余的态度就变了,竟然说:“什么李四光,什么地质力 学,球!找到油田就是学。”石油部搞川中会战时,李德生反对资料没收集齐就蛮干,余秋里拳头猛地砸在桌子上吼道:“扯淡!等你资料收齐了,人家钢铁大王都 已经把英国美国都赶超了,我们还干个鸟!你这叫动摇军心,知道吗?油都喷到天上了,这是最好的资料,亏你还是个总地质师呢!”结果,这次会战以失败而告 终。(据景才瑞:《大庆油田等发现真的与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吗?》)

2013年5月,原石油部情报所副所长毛华鹤在《反思“工业学大庆”》一文中写道:“‘大庆经验’说一千道一万,说到底就两条:一条是以铁人王进喜 为代表的石油工人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大庆经验’中已有充分表述。另一条或许更为重要,那就是中国几代地质工作者的科学探索。若按行政单位区分,这当中 有地质部、石油部、中国科学院、煤炭部以及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还有很久以前的日本、美国的一些同行们。尤其是1955—1959年地质部的专家们,在松 辽盆地的艰苦细致工作。而这一条在‘大庆经验’中表达的很不够。”毛华鹤举例说:“1966年初,在北京举办的‘大庆展览’(我参加筹备,是主编之一), 红极一时。在有几百个延长米的展板中,只在前厅序言部分有一块展板(最宽仅一米)有一幅地质部的照片,底下说明词是‘发现大庆油田,地质部也做了许多前期 工作’。在上百本参观者的‘留言簿’里,有知情者批评这个展览少提地质部实在不公道。这件事康世恩应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个展览的提纲是他反复斟酌审查过 的。”“从主观上讲,余秋里、康世恩确有头脑过热的问题。人们常说,所谓权力,既包括行政权力,也包括‘话语权’,即掌握舆论与宣传的‘权力’。自觉而有节制地使用‘话语权’,不仅需要意志力,更是一种美德。”

上述这些不正常情况,地质部领导人李四光与何长工当年皆有感知,但都采取了避让的态度。李四光曾要求下属:以后,不要谈地质部还是石油部发现大庆油 田的问题。在这种情境下,继任部长孙大光对此同样无能为力,因为余秋里和康世恩后来都升任副总理,更有“话语权”。可是,一个具体的难题摆在孙大光面 前: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筹拍故事片《李四光》,剧本送审时,余秋里和康世恩把肯定地质部发现大庆油田的核心内容给圈掉了。这样,就没法拍摄了,北 影准备下马。孙大光要求地质部政策研究室写一份发现大庆油田的详细材料,熟谙历史后,他亲自找到北影领导,拍板恢复原剧本,一切由他负责。他还同主演孙道临等见面,鼓励他们把影片拍好。导演凌子风感慨说:“孙部长不坚持,这个片子就拍不成了。”

二、黄汲清上书邓小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8年1月4日,李四光的学生、原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黄汲清上书邓小平,提出:“我国东部几个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 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 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进行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 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和我在四十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我查阅 了1955年至1960年期间所有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报告和资料,确知它们都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并无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术语。”“ ‘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有讹传,说什么我国东部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而发现的。”《人民日报》“又进一步制造了‘李四光同志亲自指导这项工 作’的谎言。”“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无关,这是事实。”“殷切地希望党中央派人对我反映的上述问题进行全面的和客观的调查,做 出公正的结论。”

以上文字表明:黄汲清是国内第一个把松辽平原列为石油普查重点的人,大庆油田的发现,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在黄的指导和主导下完成的。

邓小平很重视,一周后便做出批示:“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清一下。”孙大光选调6名资深地质专业人员,进行几个月深入细致地调查——全面梳 理了自1920年代以来,李四光和黄汲清关于石油地质的著述、理论、观点、工作实践以及各自所起的作用,写出一份《关于黄汲清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反映问 题的调查报告》,于1978年5月27日上呈中央。报告的结论是:“李四光对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确有很大贡献,并非如黄汲清同志所称‘讹传’和‘谎 言’。”“绝不能说,‘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现与地质力学无关。’”调查报告肯定黄汲清(普委会技术负责人之一,后为石油局总工)在参与石油普查 具体组织、领导工作中“较有影响,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其堆功自许的言论和列举的事实不予认同。以下,是调查报告关于李四光的重点阐述:

1934—1935年,他先在英国讲学,后于1939年整理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中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例如华北平原,可能揭露出有经济价值的重要矿产。

建国初期,李四光同志分析了石油形成的基本地质条件,深信我国具有丰富的天然油气资源。他多次提出对中国石油地质的见解,供毛主席、党中央参考。1953年,他充满信心地回答了毛主席对于我国石油工业究竟靠开发天然石油还是走人造石油道路的垂询。1955年,国务院决定地质部承担石油普查任务。1956年3月,周总理说:“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石油)地下贮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现在需要去工作。”

李四光同志……亲自指导了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和部署。1954年3月,他在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的座谈会上所做《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 告中指出:新华夏系构造带的主要凹陷带,对储存石油具有比较好的条件,并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两湖地区,可做(石油普查) 工作” 的意见。……经过三年(1955—1957)的侦察,取得了大量的资料,证实了松辽、华北等盆地有很好的含油远景。

1958 年2月,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共同发出了“三年攻下松辽”的战斗号召……4月17日,首次在吉林省前郭旗钻得油砂,接着在其它地区的三十多口井中发现油气显 示。当年秋季,用物探方法发现了大同镇长垣(出油后改为大庆长垣),11月,向石油工业部提交了该长垣的高台子地震构造图,并提出深钻井位的建议。1959年……9月24日,石油工业部在高台子构造松基3井首次获得自喷工业油流。紧接着,9月26日,地质部普查队伍在扶余构造上扶27井也获得工业油流。从此,迎来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松辽石油大会战。

大庆等油田发现后,李四光同志更加强调构造体系控油和新华夏构造体系控制我国东部的几个大油区。……通过这种在理论指导下的有目的的实践,石油普查 队伍沿着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接连取得重大成果,华北、下辽河、江汉、陕甘宁等地区相继被突破了,发现了一系列油田,肯定了在我国具有重大价值的几个 大油区。

这份调查报告是用事实说话的,但黄汲清对上述结论不服。同年11月14日,他在中国科协大会上再放“原子弹”,声称“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完全无关!”要求中国科协就此组织一个调查小组,“切实调查一下,认真地调查一番,搞个水落石出”。1981年,黄汲清对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强调:“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毫无关系。”

“无关”、“完全无关”、“毫无关系”,黄汲清言之凿凿,斩钉截铁,在科技界引起巨大震动。他要求中国科协切实调查,即让其他行业专家来裁定地学领域的争论,情知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也要提出来,表明自己底气十足,真理在握。

1982年10月,“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奖者为: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 韩景行、朱大绶、吕华、王懋基、朱夏、关士聪(以上地矿部);张文昭、杨继良、钟其汉、翁文波、余伯良、邱中键、田在艺、胡朝元、赵声振、李德生(以上石 油部);张文佑、侯德封、顾功叙、顾知微(以上中科院)。这一隆重表彰,使黄汲清颜面生辉,获得某种心理平衡,上述纷争暂时搁置。

三、大庆油田发现概要

笔者1960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石油物探专业,1959年8—10月曾参加大庆南缘的地震勘探。

大庆油田是地质部和石油部联手勘查发现的。原石油部松辽勘探局主任地质师张文昭著文说明:“地质部是以盆地普查为主,主要负责物探和地质浅钻;石油 部是以勘探为主,并负责基准井钻探;中国科学院配合盆地普查勘探,开展地层、构造等方面的科学研究。” “地质部搞普查和部分详查,准备构造的工作;石油部做部分详查、细测以及钻探工作;中国科学院承担综合科学理论研究工作。”

1955年,李四光选定华北平原为重点石油普查地区,并接受苏联专家建议,在华北和松辽平原开展大面积物探。朱大绶(原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主任工程 师)著文回顾:“1955年在下辽河地区工作的物探队伍使用了重力、磁力和电测方法进行区域性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取得了有关沉积厚度和构造轮廓的资 料……从地面物探和航空物探的初步成果中可看出凹陷范围很大,主体在北部。因此决定物探工作向北推进,明确以找油为主的任务。这在松辽平原勘探进程中又是 关键性的一步,对于加速松辽石油普查工作和远景评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原地质部物探局局长何善远回忆:“到1957年年底地质部已经完成全松辽平原 1:100万的重力测量、近40万平方千米的航空磁测,以及横贯平原的5条电测深区域大剖面。了解了盆地的基底起伏和沉积厚度,第一次用物探资料圈出了区 域构造轮廓。肯定沉积厚度达4—6km的中央凹陷带是一个十分有希望的含油远景区。”“到1958年底,物探(包括地震和电法)共圈出45个有意义的异常、隆起或构造……长春物探大队提供的最新物探成果,确定将第三口参数井,即松基3 井的井位,布置在高台子的构造上。195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夕,从这口井的深部喷出了大家热切盼望的黑色原油……”

李四光在《关于找油理论方法的论述概要》中指出:“找油区是找油的战略问题,找油田是找油的战术问题。”他划分了找石油的七个步骤:1、指出油 区;2、选定油区;3、开展地球物理勘探工作;4、进行地质钻探;5、探测油田;6、圈定油田;7、评价油田。可见,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用在战略指导 和部署上,即选择位于新华夏系沉降带中的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为油区。继之开展大面积物探,探明了凹陷轮廓和储油构造。据此选定了最佳钻井井位,地质部 (1958年在前郭旗、扶余)和石油部(1959年在高台子)先后打出石油。接着,石油部从西北调来大批钻井队(王铁人等就是这时到东北的),进行了数年 的“大庆会战”。会战的任务是:探测油田、圈定油田、评价油田(开始,地质部参加部分工作,把相关勘查搞完,资料交给石油部)。

综上,可知松辽平原油气勘查的起承转合。笔者的归结是:1、大庆油田是以地质部为主,地质部与石油部共同发现的;2、全面探测、圈定、评价大庆油 田,是石油部完成的(其他东部油田的情况大体相仿:地质部将勘探资料、成果提交石油部,石油部补充详查,密集钻探,逐一探测、圈定和评价各油田)。

四、不良竞争

孙大光主政地质部10年,大力开展南海、东海和塔里木油气勘查,皆有重大突破。期间,地质部与石油部的纠葛和矛盾,愈演愈烈。

1976年,孙大光主持成立了地质部南海石油会战指挥部,改一条船,买一条船,造一条船,在珠江口盆地进行海上物探和钻探,三年后连续打出石油。世界石油大王哈默乘坐私人直升飞机来到中国,对国家领导人说:“中国的海洋石油招标我全部承包了!”

康世恩副总理视察后,要求地质部将南海油气勘查和开发交给石油部的队伍接手。孙大光按照李先念的指示,调动南海油气勘查力量向东海转移。从1980 年到1989年,在大面积海洋物探之后,于西湖凹陷施钻14口井,11口井发现油气,8口井获高产油气流,发现了平湖、宝云亭油气田和苏堤油气富集带。从 此,油气源源不断输入华东等大城市,使上海结束了“十万个煤饼炉”的历史。

随便说明一下:西湖凹陷带的油气构造,多以“平湖”“残雪”“龙井”“孤山”“苏堤”“秋月”“天外天”“放鹤亭”“明月峰”等命名。浪漫的地质工 作者用这些名称嵌缀成一副勘探楹联:“踏平湖闯石潭明月峰上扫残雪;攀孤山登天外放鹤亭边揽秋月”。如今,日本觊觎并试图与我争锋的东海油气区,就包括这 一带及周边海域。

1970年代末,对于是否以塔里木盆地北缘为油气勘查主攻方向,地质部内部争论激烈。具体态势是:石油和地质系统的钻井队在那一带打了相当多干孔 (无油苗显示),石油部的队伍已经放弃、撤出了。专家学者各抒己见,最后要求部长拍板。孙大光一向严谨、审慎,他专门派一个调研组到南疆深入调查,5个月 后听取汇报,下决心成立新疆石油勘查指挥部,调集队伍上塔里木! 1984年 9月22日,沙参2井喷出大量工业油气流(特大井喷,在美国专家指导下,两个月后才压井成功),相继发现了雅克拉、阿克库勒、达里亚等油气田。

塔北出油后,石油部大批钻探人马又杀回来,将地质部的勘探区包围。有时他们开吉普车到某钻机跟前,数一数钻杆推算井深,再看看砂样判断一下地层。井队负责人以为上级领导来视察,忙去迎接,可没等走到跟前,来者便登上车跑了——原来是刺探情报的。这时,两个部已经不是当年的友好合作关系,而是互相戒备,封锁资料,重复勘探(有时地震勘探的测线重叠在一起)。因为谁打到石油国家就给谁拨款,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必然导致令人痛惜的竞争和巨大浪费。

1985年冬,笔者曾以作家身份到库尔勒市石油部物探局下属的第三指挥部采访。一位副主任工程师(他的上级业务领导人,就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把他们的最新成果——地震 速度剖面图和在塔里木盆地圈定的3 个大型油气构造平面图,向我这个“外行”一一展示、说明。几天后,我到达轮台与库车之间的地质部西北石油局勘探指挥部,总工说最担心石油部的队伍靠近我们 勘探区。我请他把塔里木的平面图铺开,用铅笔在上面勾勒出3个构造。总工长长舒了口气,说石油部找到大的构造,太好了! 这样,他们就不会来挤压我们了……

后来,石油部在塔里木盆地勘探和开发了大量油气田,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如今的西气东输,主要靠这些油气田。

上述地质部同石油部的不良竞争,在冶金、煤炭、核工、建材、化工等勘探部门之间同样存在。为此,孙大光建议制定《矿产资源法》,国家统一管理矿产勘 查和相关资料。中央采纳了孙大光的意见,于1982年将地质部改为地质矿产部,增加了管理全国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职能。1986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颁布了《矿产资源法》。奇异的是,油气本是矿产资源重中之重,但却不在该法统辖之下——唯有石油部的油气勘查资料,不向地矿部管理的国家信息库归档。 1988年9月,石油部翻牌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成为既有国家管理职能又有全部企业特色的“油老大”(同铁道部相仿)。

至此,地矿部和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之间的纠结,仍在延续。1996年12月,中央决定:将地矿部的内陆和海上油气勘查队伍,组建为中国新星石油公司,两年后与地矿部脱钩。1998年,有高层领导人提议,将新星石油公司拆散重组或与其他石油公司合并,实际上是肢解。离位未敢忘忧国,耄耋之年的孙大光致信吴邦国并转江泽民、朱镕基,坦陈异见:

中国新星石油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国家油气勘查任务。……两轮油气普查中实现的大庆、南海及东海、塔里木这三次战略性重大突破,被国内外同行誉为中国石油勘探史上的三座里程碑。

……把新星石油公司拆散重组……会使我国石油工业回到一家垄断的局面。实践证明两家搞是对国家有利的,新星石油公司过去在渤海、南海取得的油气成果 都无偿交给了海洋石油总公司。进入东海以后,按照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划出七万多平方公里交给海洋石油总公司对外合作,留下二万多平方公里由新 星石油公司自营勘探开发。实施的结果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海洋石油总公司在大于新星石油公司七倍的海域先后与十几家外国公司合作,打了15口井,只有一 口获少量天然气。新星石油公司在留下的东海西湖凹陷(实际排他性区块仅1.1万平方公里),打了25口井,其中16口获高产油气流,至今已发现10个油气 田,拿到1800亿立方米天然地质储量,可望形成6000亿立方米规模的油气群。因此,新星石油公司不能与海洋石油总公司合并,两家用两种思路、两种模式 来搞,有比较,就有鉴别,对国家加强石油工业管理是有利的。

孙大光这封晓理、动情、放眼于改革开放大局的信,得到中央首肯,使面临肢解的新星石油公司得以整体保留下来(2000年并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成为其子公司)。

五、编纂中国油气勘查与发现史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孙大光晚年常常忧怀一件事:大庆等东部油田的发现史没有权威文字留存,黄汲清同李四光之争会有后 遗症。为防止有人再次“鼓包”和搅局,孙大光提议编纂一部《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在他亲自指导下,该书由黄汲清、孙殿卿院士等4人为顾问,吕华 为主编,苏云山、韩景行等5人为副主编,12位资深石油地质专家学者(以上,多是受到国家表彰的勘查大庆油田的当事者)执笔,一百多名专业技术干部参与收 集、鉴别史料,集体写成。孙大光作序称:“这本书是由许多当年身历目睹的老同志,翻阅历史档案资料,座谈讨论,历时四载,数易其稿,才得以完成。可以说是 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本来面目的一部油气勘查与发现史。”

这部史书,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在发现大庆等东部油田过程中的战略指导作用和重大贡献。列举了谢家荣和其他石油地质专家解放前后的 油气勘查实践及重要著述。肯定了黄汲清等人解放前在四川盆和天山南北“进行了石油地质调查”,“也提出了陆相生油和多期生油的观点”,但没有认定黄汲清 (并其他任何人)有“陆相生油理论”,以及用这一理论指导勘探大庆油田的实践。黄汲清上书(邓小平)中自我光扬的事实和依据(即最早提出以松辽平原为石油普查重点并实施,相关地质报告中都采用了黄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等)并不存在,同样没有得到认同。

黄汲清是该书撰写和审定的第一顾问。面对这部客观、严谨、缜密、公认的史书,他必须对上书中央和在中国科协大会上放“原子弹”之事重新表态,否则就难堪了。

一年后,《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发表,在“1955年前中国地质学工作者对在中国东部找油气的意见”一节(第171—172页)中,黄郑重地写下一笔:

1954 年3月1日,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应石油总局苏联专家小组组长特拉菲姆克教授的请求,在该局“作了以‘从大地构造观点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远景’为题的学术报 告,详细介绍了他的地质力学理论和观点,最后指出:……‘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先从新华夏系旁边摸起, 同时在覆盖区着手摸底,物探钻探都可以上,看来是有重要意义的。’”

总起来说,上述专家们的见解,不论是载在已出版的文章中,还是在打印文件中,在1955年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这是因为自己工作太忙,没有认真查阅有关文件和资料,这是我自己的过失。

这两段文字,明确承认:大庆等东部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导有关;自己当年没有认真了解和对待,是错误的。黄先生以此方式下了历史的台阶,其坦诚磊落,值得称许。

以下,是国家各级领导人对李四光的评价:

何长工:“地质部几年来的石油地质工作就是按照李四光同志的意见部署的,1955年起,就在他指出的新华夏系沉降带中华北、松辽和江汉平原先后开展了工作……这些情况证实了李四光同志的理论是符合中国油田分布规律的客观实际的。”(1961.6致中央信)

周恩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1963.12.3政府工作报告)

毛泽东:“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勘探,地质部和石油部都有功劳。李四光起了战略作用,余秋里起了现场会战指挥的战术作用。”(1964.1.1会见李四光时的谈话)

康世恩:“李四光同志……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从大地构造的观点,论证华夏大地槽是找油的有利地区,并首先提出在松辽盆地和华北沉积区找油,这一点是有重大贡献的。”(1979.12.6批示)

孙大光:“他运用地质力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我国东部地质构造特点,认为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三个沉降带具有广阔的找油远景。大庆、大港、胜利等油田的 相继发现,证实了他的科学预见,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3年地矿部回复上海辞书出版社“关于《简明中外人名词典》中李四光条目 的修改意见”)

邓小平:“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1992年南方讲话)

六、何建明蓄意炒作

何建明1993年任地矿部文学季刊《新生界》主编。他明知黄汲清已经公开认错,却在《新生界》1995年第三期上,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科学大师的名利场》(以下称《名利场》),重新炒作黄汲清上书一事,自称要贯彻落实邓小平17年前的批示,匡正大庆油田发现的历史。

何建明出身于基建工程兵新闻干事,不懂地质专业。但他却胡诌黄汲清是“中国石油之父”,“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陆相生油和多期生油论’”,“黄汲清 的陆相生油理论是实现大庆油田发现的重大突破的最基本和唯一可信的理论依据”,“所谓大地构造学用通俗的话说,就像今天我们使用‘X光’把人体的各个部 位、脉络弄得一清二楚似的……黄汲清将自己的‘X光’武器运用到石油勘探中去,取得了神话般的奇效。”进而虚构:“黄汲清有一对‘火眼金睛’,能看穿几千 米地下的情况,能辨别几十亿年的地层变化。”结论为:“大庆油田是他(黄汲清)发现的。”

“X光”透视大地,“火眼金睛”看穿地层——在何建明笔下,黄汲清成了魔幻故事中的万灵神。倘若黄先生真有这般本事,直接点矿就是了,还用得着成千上万地质工作者进行野外勘探么?

更拙劣的是,何建明竟然篡改黄汲清的学术著作和观点,蒙骗读者。黄在1947年发表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中阐述:“在天山山麓尽管可能发现和 开发有相当经济价值的重要油田,但却难以希望发现像巴库和马拉开波那样的大油田。”何建明在《名利场》中篡改为:“他在……《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专著 中,针对国际地学界起统治地位的海相地层才有大油田生存的理论,明确指出:‘陆相沉积地层同样具备生存大油田的可能,中国新 ** 山子、塔里木盆地等地方,以及其它中国陆相沉积地层下,完全有可能找到与美国加利福尼亚油田、苏联巴库油田相媲美的大油田。’”接着又故作惊诧地赞叹: “这是何等的气魄!这是何等的远见!它仿佛在国际地学界权威们的头上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响雷。”

在把黄汲清捧上神坛同时,何建明从学术、品德和政治上全面否定了李四光。说李四光“在地学界名声并不好”,“对找矿确实并不在行”,他的地质力学 “极受排斥和孤立”,“可悲的是毛泽东到死都不清楚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无关”“毛泽东非常敏锐地发现了李四光是可以作为知识界的‘革命势力’,去担当起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那种理想人选,而李四光也无愧毛泽东的赏识,积极地充当了这种角色。”说李四光是个“政治小人”,内心肮脏,如果不骂人不整人,“我这个地质部长能呆得住吗?”进而编造:“或者说是李四光把谢家荣打成了右派”,因为两人早年曾是“情敌”,谢家荣“反党(其实是反李四光)”……何建明甚至直接站出来谩骂:“妈的,这是什么政治!李四光怎么也跟着玩起政治了!”

《名利场》发表后,引起巨大轰动(比有人辱骂鲁迅轰动得多),同时也遭到广大读者的痛斥和谴责。中国地质科学院在给地矿部的报告中指出:该文“不仅 存在很多不实之处,还有不少歪曲事实,无中生有,人身攻击,诋毁中伤,拨弄是非,制造混乱的地方,在社会上和地质界造成很坏的影响。我院科技人员,对此表 示极大的愤慨,除进行公开答辩外,并请组织调查澄清。”1996年1月31日,在第四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颁奖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 家华严厉批评了《名利场》及其作者:“前一段时期有人发表文章,不尊重事实,混淆是非,企图否定李四光教授的历史功绩,那些言论都是非常错误的,在李四光同志这面旗帜面前显得渺小和毫无意义,无损于李四光为中国地质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中国矿业报》1996年2月3日)地矿部作家康平和笔者先后在《文论报》上发表文章,对何建明的抄袭、篡改和胡编乱造予以揭露和批判。

与此同时,李林院士起诉何建明并《新生界》杂志社侵害李四光的名誉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李林胜诉。

笔者将《名利场》相关内容及其恶劣影响向孙大光作了汇报。老部长对此深表嫌鄙,但对黄、李矛盾持论公正。他说:“李四光的历史功绩是举世公认的,任何人也否定不了。不过,‘文革’期间李四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使用‘唯心论’‘形而上学’等语言,批判其他传统地质学派的学术观点,有失大科学家的气度和风范。”我向李林转达了孙大光的看法,李林表示同意,她也认为父亲当年这样做不妥,不对。

至此,何建明在地矿部广受诟病,难以立足。未久他调到中国作协某杂志,十几年后,却又将《名利场》作为个人经典作品,多次重新发表。鉴此,笔者近年在网上连续发表了《十问何建明》《敦促何建明应答十问》等文章,对其《名利场》《奠基者》《秘密档案——大庆油田发现真相》等报告文学中的数十处重大造假,一一揭示和批驳。一年多过去了,何建明始终避而不答。

七、“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是个伪命题

由于《新生界》是地矿部主办的文学刊物,何建明又是主编,故而《名利场》有很大欺骗性。加上何又杜撰李四光与谢家荣是情敌,因之李把谢打成右派等等 离奇的情节,使得《名利场》更具新异性和 ** 性。广大读者看不到中国油气勘查的真实史料(也不知黄汲清已经改变错误观点、承认自己过失的事实),只能从天津《今晚报》等报刊与《秘密档案》等书籍中接 受何建明的歪理邪说,以致有人称道:“何建明敢于标新立异,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试图挖掘科学事实,挑战权威、冲破传统的行为值得赞赏。”

华北电力设计院高工何季民,于2004年发表了《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长文(笔名何民),再次炒作黄汲清上书邓小平和在科协大会上放“原子弹”的事,重复何建明若干荒诞不经的观点:

1、何季民称:“如果不是黄汲清圈定了松辽平原,不是他坚持并挽救了这个项目,大庆油田的发现可能就不只是推迟几年或十几年了!”

这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说法(详见《十问何建明》)。

2、何季民称:“1956年1月初,陈云副总理又在中南海约见黄汲清,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以煤炼油的问题,二是中国石油的远景问题。黄汲清在回答中,一方面坚定地表示了中国有油的充分信心,一方面……”

事实是,1953年12月,李四光回答中央的垂询(走开发天然石油还是煤炼油的道路),非常明确:我国石油蕴藏丰富,应抓紧普查与勘探。两年后,面 对陈云提出的同样问题,黄汲清却不敢回答。黄的记述是:“我虽然说过石油可以自给的话,这只是一种估计,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猜测。今天,当国家领导人把这样的国家大事向我征求意见,我若是随心所欲地、完全不考虑后果地作出答复,那将是一种犯罪。因此,我没有直接采用‘是’或‘不是’的方式回答问题,而是委婉地、可以说是绕圈子的办法把问题摆出来,让陈副总理自己考虑。”(《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第182 页)

3、何季民称:“1954年李四光也发表了‘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远景’的文章,论述陆相生油问题,但是最完善并且经受了最多的实践检验的,还要算黄汲清的‘新疆石油地质报告’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

这又是以讹传讹。李四光同苏联专家座谈8个小时,详细讲解了地质力学和新华夏系凹陷带具有较好的储存石油条件,并没有论述陆相生油问题。李四光一向 强调:不论海相或陆相盆地内有机质丰富都有可能生成大油田,后期地质构造作用将对油气聚集、运移、储存起着控制作用。而黄汲清的所谓“陆相生油理论”,只 是一句话,没有见到任何一篇文章或一段文字予以阐释。黄自称用陆相生油理论指导了大庆油田勘探,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1957年3月8日,黄汲清在地质部第三次石油普查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强调:“陆相生油在我国是很重要的,但就整个世界来说,海相生油无疑还是站着 绝对的重要地位。今后我们要继续注意陆相生油,但对海相生油更要注意。”“松辽平原可能存在海相第三纪地层。”“配合浅钻研究中、新生代地层,特别注意松 花江统海相第三纪。”“海侵似不可能从苏联方面入侵,而是从渤海北来,因此应在彰武一带用深、浅钻证实海相第三系的存在。”苏联专家组组长特拉菲姆克 1950年代的谈话记录(1998年译出)也证实:“黄当时强调在阜新一带靠海近,可能有海相第三纪地层,强调要找海相油田;他与谢家荣具体部署松辽盆地 的石油地质踏勘工作路线选的就是:从阜新—沈阳—沿第二松花江向南—吉林的哈达湾,而不是向北到松花江以北地区,显然,这一踏勘路线基本上是过去日本人的 工作路线。事实证明,松辽盆地并不是第三纪海相地层,而是巨厚的陆相白垩纪地层。”(见附图)综上,可见黄汲清的思路是找海相油田。(据赵文津《李四光与 中国石油大发现》,2006年9月,地震出版社北京第一版。137页)

中国货真价实的陆相生油理论,是大庆等东部油田发现后,石油部的胡见义院士等不断探索、总结、完成的,著述甚丰。

4、何季民称:“1994年,第一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成就奖一百万元奖给了九十岁的黄汲清先生(与黄汲清同时获奖的另外三人是钱学森、王淦昌和王 大珩)。基金委员会肯定地指出:‘根据他的陆相生油和多期多层生油理论,中国实现了找油的重大突破,相继发现了大庆等东部高产油气田。’”

何梁何利奖1994年评选,1995 年颁发。而1992年发表的权威史著《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对黄汲清并没有上述认定和评价。如是终身成就奖,颁给黄先生乃名至实归,因为他在地 学研究和找矿实践中广有建树。倘若虚构和夹带大庆等油田的发现是根据黄的陆相生油理论“实现了重大突破”这一不实理由,则属蓄意造假,欺世盗名。谢学锦院 士曾发表文章,明确批评这一做法“不实事求是”。

何季民的《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受到赵文津院士(1950年代地质部物探局工程师)的全面驳诘。2005年5月,何季民曾致信赵文津,表示不再参与这一争论。不知为什么,何季民又在2013年第12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了《邓小平批示与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一文,再次张扬何建明的若干错误观点。何季民归纳:

如果说何建明“引发1995年前后的‘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是第一轮,那么时隔8年《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引发的就是第二轮,这次是‘何民’与 赵文津充当了双方的代表人物。”第三轮,则是地质学者张立生及其推出的最新研究成果。张的结论是: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均与 大庆油田的发现无关,“真正的最大的贡献者是谢家荣”。到目前为止,李派、黄派均无人应战,张立生独领风骚。

窃以为,“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是个伪命题。因为任何油田的发现,都是领导者运筹帷幄、千军万马奋战野外的集体劳动成果,不同于著作权或发明权,可以归属个人。几十年来,只有黄汲清先生一度为自己争过功,最终还是回归理性,诚恳认错。此后硝烟散尽,既不存在李派、黄派,也没有其他人横生枝节。

张立生的著名论点是:“地质力学根本不是导致发现大庆等油田的石油普查工作部署的理论基础。谢家荣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才真正指导了那时中国石油普查工作的部署。”

1954年12月,谢家荣在《石油地质》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一文。其主要内容,《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第15页) 有所引列:“1954年谢家荣将中国含油气区分为三大类:(1)油气苗很多,构造合适,有些并已生产的确定油气区,包括准嘎尔盆地、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 地、河西走廊盆地、伊克昭盟—陕北盆地、四川盆地等;(2)从大地构造推断,希望很大,但油苗不广或尚未证实的可能含油区,包括桂滇黔地台区、华北平原、 松辽平原、华东平原等;(3)构造尚为合适,油气苗零星分布的比较次要的可能含油区,如两湖盆地、长江下游区等。”

显然,这只是一种粗线条的油区分类,不可能“真正指导了那时中国石油普查工作的部署”。而此前,即当年3月1日李四光同苏联专家座谈(康世恩局长主 持)时,已经对华北和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达成共识。特拉菲穆克院士说:“我们一时提不出深刻的见解,赞成李部长的见解。”“华北、东北是覆盖区,听了报告 我们没有明确的问题也明确了,我们也同意李部长的意见,进行区域物探与钻探。”“报告给了我们信心。”石油管理总局苏联专家组组长莫谢也夫表示:赞成李部 长在华北、东北找石油的意见。

张立生还记述:1949年6月,谢家荣“编制了《中国探矿计划》,与郭文魁一同拟在1950年石油天然气探测计划中派52人,组织松辽平原等5个 队。”大家知道,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百万雄师向东南、中南挺进,鏖战正酣。此时,国民党政府退到广州,其经济部资 源委员会与其下属、谢家荣主持的矿产测勘处(在南京)完全脱节(谢将该处完整地保存下来,交给人民政府,功不可没)。人们不禁会问:在这个历史大动荡的当 口,谁授意谢家荣和郭文魁编制《中国探矿计划》和松辽平原油气探测计划的?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还是中共军代表?计划由谁审批?经费从哪里来?解放前,全国地质工作者总数不到300人,直接从事石油地质工作的只有十几位。一下子调动52人,组织松辽平原等5个队探测油气,可行么?

新中国成立之初,地质部及其前身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尚未成立,油气勘查归燃料工业部管。《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第13页)记 载:1950年4月,“燃料工业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业会议确定:集中主要力量,以陕、甘地区为石油勘探重点,在甘肃河西走廊和陕西、四川、新疆的部 分地区开展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探和钻探工作。”谢家荣和郭文魁参加这个会议没有?松辽油气探测计划是否提交该会?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实施?所有这一切, 张立生都没有明确交代。如此含含糊糊、经不起推敲的“研究成果”,可信么?

张立生试图拔高谢家荣,但怎么拔高都无法超越李四光。由是,便贬低李四光。如《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第22页)明确记载:“1956年李 四光曾经指出:新华夏系是我国东部控制油气区的主导性构造体系,它的沉降带是很有远景的含油气带。”黄汲清后来也明确承认大庆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 学理论指导有关。对此,张立生始终不认同,他断言:“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李四光从来没有说过到新华夏系的坳陷带找油之类的话。”这样,就没有底线了。

谢家荣1957年不幸被打成右派,黄汲清同年年底辞去石油局总工之职(改任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先后离开石油普查岗位。李四光身为地质部部长、 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主任,以地质力学理论为战略指导,统领大庆等东部油田勘查多年(关键在1958—1959两年),成果累累,上下公认。楞说黄汲清或谢 家荣的贡献超过李四光,实在是罔顾历史,违背常识。

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都是著名地质学家,对大庆等油田的发现均有贡献,只是程度不同。何建明、何季民、张立生采用“非否非、否非否”的逻辑,即以 黄汲清否定李四光、再以谢家荣否定李四光和黄汲清,都不是正常的历史探讨。这三位偏狭论者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完全规避《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这本 史著,从不提及,更不引用——如引用,种种不实和谬误便会大白于天下。

笔者是读过《名利场》之后,为甄别史实而全面了解和阅读李四光的。他是清末官派日本的留学生, 16岁便参加了同盟会的创建大会(孙中山带领他单独宣誓),成为年龄最小的反清志士。他是宋教仁、李大钊、杨铨(杏佛)的挚友,这三位革命先驱者的惨烈牺牲,对他刺痛甚大。1933年,他同鲁迅一道为李大钊公葬捐款。同年,冒险参加被国民党暗杀 的杨铨大殓仪式(后将二叠纪一个蜓科化石命名为“杨铨蜓”,以示纪念)。他发现江南、华北有多处冰川遗迹,在遭到西方专家学者否定和围攻时,始终风标独 立,坚守科学态度(国内地质界同行竟无一人敢站出来支持他)。他不与蒋介石合作,拒绝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驻英大使等职。为此开罪蒋氏,险遭不测 (得翁文灏报信,躲过杀害)。解放后,他担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居里夫人),鞠躬尽瘁,劳苦功高。他在地质找矿、油气勘查、地震预报、地热开发等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永载史册。个别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恣意贬损、诬蔑这样一位民族骄子和蜚声世界的大科学家,实在不得人心。

在地质界,还有一位令人尊敬和缅怀的人物,便是第二任地质部长孙大光。在他领导下,地矿工作实现了“十年中兴”。他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使弥足珍贵的信史——《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得以完成和存世。此乃高悬的明镜,在它面前,一切违背史实、偏离公正的研究和探讨,都要经受严格的检验。

(作者为原地质部物探工程师、中国地质作协主席)

五柳村编者注:本文已于2014年7月刊于《炎黄春秋》。因刊物版面篇幅有限,发表时有所删节。这是作者发来的未经更动的足本。---2014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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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回复 mk2849 2014-10-8 00:15
上面是我。孟可。
回复 mk2849 2014-10-8 00:14
奚青老哥您好。看了您的这个系列,感觉您还是很够意思的。不过,您有关塔北隆起石油、地矿两系统相关关系的说法,至少有倒打一耙的嫌疑,请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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